九日山祈风石刻位于泉州城区西郊的南安市丰州镇旭山村九日山，东距泉州市区7.5公里，距南安市15公里。分布在东西两峰，共10方，其中东峰1方，西峰9方。时间最早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虞仲房祈风石刻，最晚为咸淳二年（1266）赵希㤞祈风石刻。记载冬季祈风6方，夏季祈风3方，冬、夏季祈风1方。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12-13世纪泉州地方官员主持航海祈风祭祀活动的文字记录，体现了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古代船舶在海上航行，主要靠风力驱动，中国人很早就对风有认识，西汉时期，中国航海者已利用季风航海。宋元时期，季风在航海中的应用更加娴熟，利用太平洋夏季吹东南风，冬季刮西北风，“北风航海南风回”。海上风云变幻莫测，经常发生翻船人亡的海难。航海者勇于拼搏，与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也寻找各种神灵作为精神支柱。当时对这些自然现象既不能完全掌握，又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于是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认为“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把通远王、妈祖、玄天上帝等神祇作为海上保护神，各种宗教信仰者把信仰的神祇作为船神，奉请船上，保护航海平安。

为祈求顺风和航海平安，宋朝在各地举行祈风和祭海活动。

祈风有不同类型，有朝廷官员主持的官方祈风典祀，如泉州与广州的祈风祭祀；有民间商人船员在海南岛琼州贞利庙、广东澄海樟林港风伯庙、惠安大蚶庙、莆田崎头乡罗仙庙、长乐演屿昭利庙、金门太武庙等举行的祈风活动。伊斯兰教徒在海上航行时，祈祷真主保佑，或在谢赫阿布·伊斯哈格墓前祈祷，或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到泉州清净寺祈风等。澳门望人庙为葡萄牙人向海神老楞佐祈风，主要仪式是由妇孺绕庙“呼号”，以祈南风。祈风还用于战争，以求顺风。在宋金战争中，宋将李宝遣曹洋与黄端“祷于石臼神祈风”，助顺打败金兵。

宋代统治阶级重视祈风典礼，两知泉州的真德秀《祈风文》云：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呜呼！郡计之殚，至此极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领南望，日需其至，以宽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

五祈风石刻中“修故事”“遵故事”“遵令典”“遵彝典”“修岁祀”，说明祈风典礼为南宋以前的常典。宋朝祈风的时间为每年夏冬两季。夏季刮东南风，商舶从南番归航，祈风时间泉州为四月。冬季刮西北风，商舶顺风南下，祈风时间为十月、十一月或十二月。宋林之奇，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由宗正丞提举闽舶，参帅议”，作《祈风舶司祭文》曰：“夫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祷；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祈，有夏之报。”(林之奇：《祈风舶司祭文》，载乾隆《泉州府志》)

九日山祈风的地点，有笼统称祈风于“此山”（赵希㤞石刻）；有于“延福寺”（方澄孙石刻）；有于“延福寺通远祠下”（虞仲房石刻）；有于“通远王庙”（林枅石刻）；有于“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下”（司马伋石刻）；有于“昭惠庙”（倪思、谢埴石刻）；有于“昭惠祠”（章梾石刻）。总之，祈风地点为九日山延福寺之通远王祠（昭惠庙）。

祭祀的神祇为海神通远王，《闽书抄·方外志》云：“神永春乐山隐士也，居台峰，后仙去，著灵响，人祠之，呼嗡爹。唐咸通中，山僧欲建寺，求材乐山，遇一翁白须指其处，得杞、楠，梦许护送，一夕材乘潮下，众神之，作灵岳祠，名殿神运，宋封神通远王，赐额昭惠。嘉祐中，泉大旱，守蔡忠惠祷雨辄应，奏加封善利王，寻加号广福、显济。”故祈风石刻中有通远王庙（祠）、昭惠庙（祠）、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之称。

通远王是一位由山神变为海神的神祇，又是地方保护神，大旱时，郡守向他祷雨。泉州人祈求通远王保佑，宋人王国珍撰《昭惠庙记》云：“吾泉以是德公为多，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惟恐其后。以至海舟番舶，益用严格。公尝往来于烈风怒涛间，穆穆瘁容于云表。舟或有临于艰阻者，公易危而安之，风息涛平，舟人赖之以灵者十常有八九。”（王国珍：《昭惠庙记》，《安平志》卷8《寺庙志》）通远王作为海上保护神广受泉州航海者崇敬。

祈风典礼由泉州市舶司主持，参加的官员有市舶司官员和地方军政长官。市舶司官员有市舶司提举：虞仲房、林劭、胡长卿、余茂实、赵师耕以郡兼舶、方澄孙摄郡兼舶。提舶寺丞刘克逊，舶幙赵崇盀，权舶干卢文郁，监舶李宏模，提举䌖市王橚；地方军政长官有：司马伋、林枅、倪思、章梾、颜颐仲、赵师耕、谢埴、方澄孙；通判：折知刚、朱曾、戴溪、林力行、卢同父、赵梦龙；节度推官钱簞；南外宗正司宗正：赵子涛、赵公迵、赵不逷、赵师淯、赵希㤞；南外睦宗院主管留元圭；泉州左翼统制韩俊、陈世才；泉州兵马总管纪智和；南安县令王彦广、薛季良、王广翁、陈梦发，晋江县令彭樵，惠安县令赵与官，安溪县丞刘辉叔等。

参加祈风典例的官员，除石刻记载外，还有元丰年间（1078-1085），辖官陈益“从守祈风，睹庙之灵。誓舍身为佐，遂植杖立化。僧泥益躯，别祠奉之”。这是文献记载九日山最早的祈风。林之奇撰《祈风舶司祭文》。王十朋，乾道四年（1168）起知泉州，参加祈风典礼，写《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诗：

真德秀，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绍定中（1228-1233）再知泉州，参加祈风典礼，作《祈风文》。

祈风典礼是市舶司为番舶求顺风而举行的。番舶应包括外国来泉州贸易的船舶和中国到海外贸易的船舶。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应参加这一典礼，但九日山祈风石刻中，不见有他们的名字，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有关。

祈风的仪式，《宋史》云：“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宋史》卷98《礼志》）小祀的仪式如酺神之祀，设祭坛，敬奉羊、猪、笾、豆、酒等祭品。然后上香，奏迎神曲，由提举市舶司或郡守宣读《祈风文》，再拜，退而瘗币。

祈风典礼结束后，“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狼藉”。虽然有绍兴四年（1134）慧邃禅师作水陆堂于延福寺之左，“自是，凡祈谢于此者，其牲饔牢饩、鱻蒿之费，易之为‘水陆会’，救物命，岁不知其几千万人。”（李邴：《水陆堂记》，乾隆《泉州府志》）但是事实上祈风典礼后之“饮福”并没有因为慧邃禅师设“水陆会”而废止。淳祐三年（1243）颜颐仲祈风石刻就有“礼成饮福”的记载。

参加祈风典礼的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游览九日山名胜，或游憩于怀古堂、谒姜公墓，游莲花峰，或登山瞻石佛，访隐君亭，或待潮泛舟而归。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我国仅存的祈风石刻，中外学者多次进行考察研究。

20世纪40年代，泉州海疆学校史地教师宋唏到九日山考察，抄录、校勘祈风石刻，撰写《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台《学术季刊》第3卷第4期，1955年6月）。方豪先生撰写《宋泉州等地之祈风》（台大《文史哲学报》1951年第3期），此文系方豪由中西交通史转宋史研究之始，论文从文化来阐释宋代的经济发展。

吴文良先生是中国研究海外交通史的著名学者，对九日山摩崖石刻倾注了心力。20世纪50年代，到九日山抄录、校对、考证九日山摩崖石刻，撰写《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1964年吴文良先生又写《九日山摩崖石刻考证》一书（油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认为吴文良先生有关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空白，也是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贡献。（转引自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载《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1980年12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对九日山石刻进行考察、校勘，认定祈风石刻现存10方。李玉昆《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勘校记》（《泉州文史》第8期，1983年），对吴文良先生《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石刻铭文做了校勘。

日本学者土肥祐子《宋代的泉州贸易与宗室——以赵士为中心》（《中屿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1981年），研究祈风与宗室的关系；佐久间博正《泉州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华人海上交通与民间信仰的一事例》（《驹泽史学》36号，昭和六十二年<1987>），研究祈风的礼仪、祭典，通远王的起源、灵验、封号等。

研究九日山的著作还有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吴幼雄《九日山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林》2010年增刊）。黄柏龄主编《九日山文化丛书》出版5种，九日山祈风文化研究会主编《九日山祈风文化丛书》出版10种等。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登临九日山考察祈风石刻，并用中英文勒石纪念：

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风典礼之后七百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标。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作者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