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之前连载的《来自异域的刺桐人》第二稿，对文稿中有误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删除，感谢写作期间对我进行批评、指点、鼓励的人们。此文章总字数近35000字，篇幅很长，纯文字无配图，有兴趣可以收藏阅读。如果还有错误依然欢迎继续批评指点。
序
这是一份介绍阿拉伯—波斯人如何融入中国泉州、阿拉伯文化如何与此地文化交汇的通俗简史。位于中国闽南的这座小城，它并不算特别出名，但在历史上竟有魅力吸引各个国家的人来此经商，甚至还有一大批的阿拉伯—波斯后裔留在了这里。阿拉伯—波斯人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已是闽南人中的一员。生在今天，我们有机会作为一名幸运的观众，把千年的历史串连起来欣赏。这群阿拉伯—波斯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国滨海的城市生活？融入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困苦？历史是大维度的，我们不容易看到人物的心情，但他们融入的过程一定有不少微妙的心理活动吧？融入后，一切又看上去那样自然，似乎过往的历史都没有存在过一样。建国后，这些后裔又有怎样的故事？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今天泉州的文化传播者们依然在述说着中阿交流的故事，是想借此告诉泉州以外的人们，这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城市，有着它独一无二的故事和特点，并想借此获得人们的喜爱与关注。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但它依然能让我们从一个小的窗口观察思考人类社会一直在发生的族群、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交流和融合的现象。总之，阿拉伯—波斯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模本，帮助我们理解、思考相关的一些东西。另外，本篇并不是传统的史学文章，而是对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叙述尝试，希望这样的文字对于大众来说比较易于阅读。相对来说，学术文章主要服务于学术圈，而通识性的历史读物则服务于大众，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思考历史，甚至理解自我。本篇按照时间脉络进行，大致按照朝代的顺序展开，分为唐及以前、宋、元、明清、民国及以后几个时间节点介绍阿拉伯—波斯人在中国泉州的生活状况。在每个朝代开始时，会对当时阿拉伯—波斯人生活的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并不全是泉州的历史或事实，之后才会专门介绍泉州的情况，有些情况还将背景知识与泉州史实融合在一起叙述。唐及以前部分更偏重于大的背景介绍，关于唐代泉州阿拉伯的相关记载并不多。为了增加文章活泼度，我在每个时期虚拟了几个人物，用这些人物的口吻来讲述历史，相当于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讲故事。比如，唐代用第二人称的“你”来串连历史，宋、元、明清、民国及以后分别用阿里、阿金、小夏、小苏的心理活动让历史更加人性化。这些人物名称是从真实历史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这只是虚拟的人物，正常的人不可能活过一整个朝代，为了叙述方便，他们活过了整个时期，能看清楚这个朝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还能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产生一些个人情感、心理方面的感受。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叙述方法，有虚幻的一面，叙述者的阅历和情感是附加上去的，但在展开历史叙述时，依然尽可能尊重事实。这样的情感表达能够增进文字的亲近感，并有助于帮助我们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与那些阿拉伯—波斯人及其后裔产生共鸣，一起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并感受发生在历史中的文化融合的艰辛。
第一部分 兴起
刺桐是一种茎干长有刺，每年三月开出一串串红艳艳花朵的树。古代的人们用刺桐代指泉州，今人依然沿用了这种习惯，因此刺桐便是泉州。这是人们比较喜欢的一种浪漫的表达方法。如今，人们在提起泉州人时，大概不太会想起阿拉伯人。一是阿拉伯—波斯人在中国滨海盛势登台的年代太过久远，二是阿拉伯后裔们已经完全融入泉州当地，我们很难从表面找到太多相异的地方。事实上，刺桐或泉州人中有不少阿拉伯人的成分在里面，他们也是泉州的一部分。别忘了，当初“刺桐”（Zayton）的名号也是远道而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喊出来的，“母亲的城市：刺桐”（艾哈玛德碑上的记载）的印证也来自他们宋元时代遗留下的碑刻。
1最早的接触
阿拉伯—波斯人与中国的接触，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甚至更早时便已经有了，他们信奉的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则大概在八世纪初期或者之前的几十年内。中阿之间的交流，除了张骞、英布“凿空”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依据阿拉伯的史料，公元360年便有中国的商品出现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集市上，中国商船公元6世纪便有确切记载访问停泊在波斯湾。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是东方文明与阿拉伯文明接触的重要海上阵地，早期是否也有一些阿拉伯—波斯人从陆路来到泉州？无论如何，这里的历史足以成为世界文明发展交流过程中，一件不可或缺的趣谈。阿拉伯—波斯人、阿拉伯—波斯文化等进入或传入中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无论是人与人，还是文明与文明之间，都由试探开始，经过漫长的相处才能产生进一步的理解，以及更深层的接纳、学习与融合。
2 住唐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唐朝的阿拉伯人，准确说是大食人、波斯人（大食是阿拉伯人632-1258年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波斯是伊朗的古名。大食帝国在642年吞并了萨珊波斯。）。你与你的伙伴们，在当时的地球上担任贸易中介，你们会从自己国家，以及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地采购商品，拿到中国贩卖。这种商业的吸引力非常强。当时的长安以及中国的沿海各地，都有你们的身影。你们带着自己的阿拉伯—波斯妻子可能已经来到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官方允许你居住此地，有一个专业的称呼叫“住唐”，而你便是“蕃客”。这对你们来说，真是一件美事。担任贡使或商人，既能得到优厚的待遇，还能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时间久了，唐政府发现要为长安城内几千人的蕃客支付不少的费用，因为你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一居住便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有点老赖了。长安政府最后决定送你们或海路或陆路各自回国，但你们基本都决定留下来，并在政府中担任一些职位，开始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比你们更早时，是唐肃宗批准了一批大食兵入籍中国。你们中娶汉人为妻所生的子女又因此被称为“土生蕃客”。再之后，你们中的一些后代人还参加中央组织的科举考试，在此地生活得不亦乐乎。
3 阿拉伯人渐渐多了
国家政策往往随事态变化而调整，唐朝对蕃客的政策也是。你们刚来时，人数并没那么多，还没必要专门为你们拟定政策，但一旦人数多起来，相关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因为你们不吃猪肉，一天有五次礼拜，对建设寺庙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乃至对专门的墓地也有了需求。毕竟蕃汉习俗有差异，在一起生活有不便的地方。于是，唐政府在你们聚集较多的地方专门设立了蕃坊。广州的蕃坊是最早的，泉州此时可能也有蕃坊制度。蕃坊便是专门划一片区域，让大食、波斯人住在这一区域内，相当于阿拉伯小区。同时，蕃坊还设有蕃长。蕃长由你们共同推荐一德高望重之人，后由唐政府任命便合法了。蕃长的职责是管理日常事务，并督促联络入贡的事。同时，当你们同胞之间有矛盾了，蕃长（还有人称为长者或判官）依照《古兰经》、圣训和相关习俗来处理断案，日常的宗教信仰中长老还带领大家进行礼拜等事务。这些都是官方授权的，“各依本俗法”行事。唐政府对你们的尊重与礼遇是十分厚重的，相信你也经常在同乡面前夸耀这里的政府、文化与人民，他们可能因此愿意涉海或从陆路到大唐一看呢。再后来，福建泉州、岭南、扬州等地对蕃商的税收有些重，这引起了你们的不满。之后，这事被当时任职的唐文宗知道了，他便命令节度使观察史经常督问相关的事情，为你们处理了税收的问题。你们也深刻明白，到他国贸易，如果想使商业持久，大家要互相尊重才行。你们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法律，当地也要给你们以合适的尊敬与待遇，不能只是一味盘剥、排挤，或只狭隘顾及某一方的利益。你们在唐代的生活都还比较完满。
4 大食法
生活在唐朝，你还会发现唐朝人已经渐渐了解你们的习俗，他们称呼你们的宗教为大食法，即今天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当然，你更会发现，唐朝人对你的信仰与习俗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十分自信，不相信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被另一种文化异化。这是一个大包融的时代，他们的政府实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可见，这里的人多么自信、自由。站在今天回望过去，似乎依然能看到中国人保留着古人的不少思想与习性。那种自信的建立是怎样智慧的先人搭建起来的？观之，总能产生一种仰望苍穹的神秘感。不过，你也不会在乎他人是否在意大食法的传播。你首先并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个带有贡使身份，实则受商业利益趋使的大食人或波斯人。因此，大食法进入中国并不是刻意的结果，而是你以及你的伙伴们在官方允许侨居中国时，并非刻意随身带来的一种风俗。正是这种开放、释然、无所求的宗教态度，你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用中国的经典文化阐释大食法，这为文明之间的交流淌开了道路。可见，你在唐代和那时的中国古人在对待阿拉伯文明时，都有着非常开明的态度。
5 圣墓
想必，你或你的伙伴们一定有人到泉州进行商贸活动，那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她由丰州渐渐向海的方向转移发展，用今天的话说是建设东部开发区。这里地处东南沿海，两条母亲河晋江、洛江守护着城市，她还有天然良港，很便于开展海洋贸易。那时候，应该有不少的、波斯人来此经商贸易，他们带来了阿拉伯习俗。在这些人中，有影响力高、经常助人的长老生活其间，他们有可能是蕃长、宗教领袖等。他们在这里奉献了不少热情，去世后便被同侪葬在了泉州，并受到人们敬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泉州著名遗迹圣墓，这里安睡着两个来自阿拉伯的贤人。许多波斯、大食人到泉州主要是为了经商，他们带着自己的习俗在此生活，所留下的文明痕迹是自然轻巧而非沉重和具有强烈宗教感的。总之，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泉州正在兴起，波斯、大食人正在进入，阿拉伯文明也正在悄无声息的进入。
6 起始的时刻
历史上许多起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并非都充满祥瑞或令人印象深刻的征兆，而是悄悄地来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事迹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日后夺人耳目的重大历史时刻，比如波斯或大食人担任了重大官职，比如这里建设了墓地，比如寺庙有六七座。这些都需要几代人或几百年的积淀，一种文明在另一个陌生的文明中彻底融入、生根，往往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唐代的泉州为阿拉伯文明传播所担当的正是这样的角色。你是一个生活在唐代的阿拉伯人，想必通过回想思考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会得出以上的道理。此时发生在泉州的有关阿拉伯文明的记载和实证并不多。
第二部分 重商的官家
7 海路兴盛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很多的住唐商贾向边疆和沿海迁移。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反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泉州与广州在这时，已是有模有样的对外开放城市。五代时，泉州的三代统治者王延彬、留从效与陈洪进，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王延彬担任泉州刺史三十年，由于航海贸易收获丰厚，并守护船舶来往的安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招宝侍郎”。留从效统治时，从泉州出口大量的陶瓷铜铁器到海外，又从海外引进不少的金贝等。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国外看到不少宋朝的瓷器藏品。此时，留从效还绕着泉州城种植了刺桐树。每到花季，满城都被红艳艳的花海点缀着，非常漂亮，这算不算是最优秀的城市绿化和名片宣传项目呢？刺桐港这个标志性的名声便是由这里开始的。总之，当时东南沿海之所以能割据一方，有很大一部分也依赖外来商贾的财力。
8 市舶司
阿拉伯人在印度洋地区构建的“贸易之网”，为商贸以及不同文明的沟通创造了条件。宋朝时，泉州就像一个后进的小伙子，将自己打造得越来越帅气繁华，大有赶上及超越其他沿海城市的趋势。这从闽市舶的收入便可看出，它渐与广州齐平，甚至超越了两浙，最后也超过了广州。泉州的崭露头角，并非无中生有。进入宋代，泉州的民间贸易非常兴盛，它延续了唐五代时的经济发展势头。同时，造船业进步与新航线开辟，更加速了泉州的发展。从泉州抵达东南亚一些地区变得更加近便，相比之前登岸广州的航线节省了不少时间。当宋官家得知泉州私商贸易在大量走私违禁物品时，继浙广设立市舶司之后，在元祐二年（1087年）也在此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商贸之事。可见，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历史基因、民间力量。当然，也需要一个有作为的政府。
9 宋代官家
我们暂且假设大食人阿里见证了阿拉伯—波斯人在宋代中国的生活。阿里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官家的作为。他在这里见证了很多政府的政策、倡议或律法。商人也是人，哪里的政府关心、在意、保护他们，他们便愿意到哪里去。泉州曾有一位知州叫连南夫，为了鼓励、引导商贸，他向朝廷上表说：可以对那些招揽到一定贸易金额的人，特别给以加官进爵。比如，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商蒲罗辛来泉州经商，市舶司从中抽解了三十万贯，官方便给予他承信郎（宋代从九品的武官）的官职。阿里以及其他阿拉伯同乡对此很是羡慕，也增强了他们对泉州的好感。大宋政府也鼓励各级官员招徕蕃商，比如泉州、广州市舶司每年在遣送蕃商出海前，都有300贯文的费用支取权利，用来宴请出海的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商贸和航海技术人员。泉州等地由官家举办的类似宴请，就像是招商会，也像是友谊洽谈会，这样的活动增近了友谊、暖化了人心，也促使大家共同合力将商贸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另外，还有一种政府的活动，也使阿里等倍感温暖。那就是南宋时，泉州每年春秋两季在九日山举办的大型祁风仪式。官家为进行商贸的众多驾驭船舶出海的人们，祈祷顺风顺利、平平安安，希望出海与回港时都一切顺遂。他们甚至还将相关事迹刻在了该山上，今天依然能看到。宋代的官家也会进行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比如，有的蕃商遭遇海难失踪，官府会进行救援，并对商货进行登记，等待遇难家属认领。对个别因海难损失惨重的蕃商，还会给以免于抽解的照顾。官府甚至还对落魄无所依的蕃商给以相关的救济，并帮助他们修整商舶。宋官家对各个蕃商可谓关怀备至。总之，这里营造了比较好的营商氛围。众多阿拉伯蕃商沉浸在这种自由的氛围里，能将身心集中在贸易上，尽情做好自己的事。
10 法规
在金钱等物质利益与个体的求生欲望之间，人往往会在公德的地方摇摆。泉州商贸的发达，也会滋生一些腐败的事情，严重时甚至会减少蕃商的到来。沿海的贸易对于维系宋朝的财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宋政府在反腐方面也会尽力维护公正。有些法规已深入人心，阿里也知道：官员不能盗取蕃商财物，否则按监守自盗罪论处，监守自盗即公职人员窃取其守护的财物。宋代官家还允许蕃商们“越诉，犯者计赃坐罪”，即允许他们越级上诉，按照违法人非法所得赃物的多少来论罪。而范如圭（1102—1160年）任知州时，还处理了很棘手的案子，即南外宗子（住在泉州的皇室族裔）掠夺蕃商贸易海舶的事。当然，阿里也知道，官府保护蕃商，不代表蕃商便有特权。宋初时，律法继承了《唐律疏议》（唐高宗时期完成的法典，是中国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阿拉伯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俗法处置相关的纠纷。但后来这条规矩越来越不适用，慢慢形成以下规范：一般徒刑以下还可以依据俗法论处，以上则由官府统一裁决。比如，汪大猷（1120—1200年）任泉州知州时，蕃商与人争斗，犯“伤折罪”（大意是指伤人比较严重的一种罪行），便没有依据蕃商习俗以牛赎罪，而是统一按大宋律法。此外，蕃商也不是到达刺桐港后，便可以随意走动经商，如果要到外地进行商贸活动，还要获得当地市舶司的“公凭”（即政府出具的凭证），才能合法开展相关的业务。
11 穿大宋官服的蕃长
在泉州，外国人聚居的地区叫蕃人巷。阿里平常穿梭在巷子里，不知道他看到的巷子布局是不是非常曲折和不太有规律？泉州蕃人大多集中在城南，“东起青龙聚宝、经一桥市，西至富美与风炉埕，北从横巷起，南抵聚宝街以南的宝海庵止”。这里靠近晋江，景色是极繁忙的，仓库、住所、私家花园、寺庙各安其所，世界上的各类人物也都汇聚于此。依据官方规定，蕃客不准住在城市中。阿拉伯人大概是围绕城区边界分布的，但时间久了，这种界限会变得模糊。同时，官家也会限制穆斯林商人大量购买房屋和土地，即“毋多市田宅”。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非洲人同处同一片天地。阿里甚至在大街上经常看到德高望重的蕃长，穿着大宋的官服飘摇过市。那种打扮，阿里先是觉得有一点怪异，世上有几个阿拉伯人那样装扮呀；再之后是有趣，一个文化体的人披上了另一个文化体的“衣服”。最后呢，阿里既羡慕又敬仰，一个人名声显旺已属不易；在依靠自然力航海的时代，又在另一个国度获得殊荣，那已不再仅仅是荣誉了。在大宋，蕃长的职位是不可世袭的，担任此职得看一个人的威望。
第三部分 大宋蕃客在泉州生活的方方面面
12 姻缘
时间久了，泉州这里的跨国男女青年们出于各种原因，难免互有姻缘与爱意，这种本然的力量并不完全听从世俗规矩。阿里亲眼见证一次次的爱情、婚姻大戏在此上演。他的见闻完全超过了官家对于此类事件的敏感。后来，官家对于本地人、宗室子女与蕃商之间的婚嫁才有了明确的规定。比如，如果想娶宗室子女，来自阿拉伯的后裔，在此地生活必须有三代，而且有一代必须担任过官职，正如上文所说官家赐予某蕃商承信郎之名。许多蕃商在这里都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俨然已是城市的公民。土生蕃客已不是稀罕事。蕃客数量越来越多，俨然成为宋代泉州社会的一个新阶层。他们的后代也越来越多，这些娃娃们也要从小开始学习一些东西，教育也是社会亟需解决的一件大事。于是，大观（1107—1110年）、政和（1111—1117）年间，广州、泉南上奏朝廷“请求建立蕃学”。泉州蕃学的经费大多来源于蕃商，部分由政府出资。所授课程既有中国传统儒学，也有蕃人的相关知识。儒学方面所开课程与国子监课程类似，有五经、诗赋、律、书、算等。娃娃们是未来的希望，也是中外文化交融、中阿互相融合的见证者和承载者。以后，我们会见到他们歪歪扭扭的汉字，也有地道的汉文之风。
13 财产继承
阿里千万里航海到泉州，本也是为了谋求吃穿与更好的生活。对于自己的财产安全，他以及他的阿拉伯、波斯同乡都很关注。一个不爱保护人民财产，以及外商资产的政府，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好政府，也不能推动商贸、社会积极稳定向前发展。可喜的是，当时宋朝蕃商死后，后代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只不过前后期的政府法规略有点差异。宋廷刚开始时，继承了唐大和八年与后周显德五年的规定“死商钱物” 门。去世蕃商的财产，由其父母、妻子、亲兄弟继承，否则由官府管理。再之后，北宋为鼓励蕃商贸易，蕃商去世无随从亲属的，可由其本国亲属前来认领财产，若是父母、妻子及亲兄弟则全部归还；若是亲姊妹或有妻无男女者，仅归还三分之一。到了宋微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有了很多在中国居住五世之久的蕃商。政和四年（1114年）还特意颂发了《蕃客五世遗产法》，充分尊重蕃商的遗产继承问题。只有蕃商“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依户绝法，并入市舶司拘管”，就是说没有继承人，又没有遗嘱的，就依照户绝法，财产并入市舶司管理。对蕃客商业、财产的尊重与礼遇，促进了泉州商贸业的发展，也形成了商家与官家的良性互动。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行政长官邹应龙上表朝廷之后，便是在蕃商的资助下大修泉州城的，以此防盗匪侵扰。淳熙二年（1175年），林湜（shí）在晋江任职时，收到朝廷诏令，命令他大造战舰。他不想为此向百姓征税，最后是在“诸番义公”的帮助下，完成了造船任务。可见，官民齐心，其利断金。
14 第一座寺庙
阿里以及同乡汇聚泉州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维护自己信仰，以及共同社会生存方式需求的呼声也越来越强。他们的寺庙不只是教徒信仰的集中表现，也是群体社交、学习的场所，还是阿拉伯文明的一种承载方式。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他们终于在刺桐城（是在儒家文化的中国泉州呀）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座寺庙。该寺位于涂门街，名为艾苏哈卜寺，今天名称为清净寺，是错用了另一座寺庙的名称。阿里对此感到温暖、激动，似乎灵魂一下找到了归宿，也仿佛刺桐城的家乡味道越来越浓，这里便是自己的又一个故乡。最重要的，阿里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自由自在地维系自己的生活习俗与信仰。不仅此，宋绍兴元年（1131年），来自波斯的纳只卜穆兹喜鲁丁在城南又建造了一座寺庙（即原本的清净寺）。应该是12世纪之前，通淮门附近也建了一座寺庙，来自阿拉伯半岛也门的一位长者奈纳·奥姆尔为该寺建造大门及围墙。宋时，泉州已建设了三座阿拉伯人的寺庙。建设多座寺庙，可能一是为了承载更多人的需求，一座寺庙已无法满足需要；另一方面，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族群虽同信一种宗教，但在教义与习俗方面还是有所差异，因此才建设了各自的庙堂，有这种可能吗？总之，这里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大家不会因为不同而互相排挤。
15 生根
阿里身居大宋，也看到一些华人出于各种原因改信阿拉伯人的宗教，他们大多是出于经济利益或婚姻的原因，这也是人之常情。总之，来自西域的宗教渐渐在中国生根，成为本地一些人民的信仰。除了宗教的发展与融合，以及日常的生存、社会问题，阿里及阿拉伯、波斯的同胞们还面临最终归宿的问题。在这里生活，最后还需要尺寸的土地回归天堂。这个事也得到了解决。在宋政府的准许下，长期侨居泉州的波斯蕃商施那帏，“作从冢于城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他应该是来自于波斯湾的撒那威（sīrāf）港口，即今天伊朗西南岸的塔黑里。事实上，这个公墓由蒲罗辛创建，施那帏“成就封殖之”。公墓的周围有围墙，大门上有落锁，里面还有房舍。阿里感慨在大宋阿拉伯、波斯人可以读书学习，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婚丧嫁娶，可以财产安全。这里的包容性极强，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习俗完全植根于这片异域的土地。各种文明在此和谐相处，共存共融，真乃世间一大好示范。
第四部分 蒲氏扎根泉州记
16 蒲氏家族扎根泉州
通观历史，地球有时候很小，一会这方兴盛，一会又是另一边。无论哪边兴旺都别骄傲，多想想衰落、战争的时代，让国民们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尤其是经历过盛衰的地方，更应如此。当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几百年，延续了好几代的子孙。我们该称他的子孙为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宋元泉州的发展绕不开阿拉伯人，那也是阿拉伯兴盛的时代。而宋元泉州的阿拉伯人中，又无法避开蒲寿庚，他便是居住中国好几代之后的阿拉伯后裔。那是泉州的舞台，也是蒲寿庚的舞台。蒲寿庚在宋元泉州，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方面，都是冠绝一方的大人物。蒲氏家族以经营香料贸易为主，最先迁移至占城（即今天的越南），是“占城贵人”。蒲姓来自于阿拉伯名称中经常使用的“艾布”（Abu，某某之父的意思）的音译。北宋时，蒲氏家族又迁至广州，统理外国贸易，蒲寿庚的先祖曾富甲两广。传说，蒲家为了引导船舶，还在广州建造光塔，今天光塔仍为怀圣寺内的一处古迹。南宋时，蒲氏家道中落。为振兴家族，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带领家人迁徙至当时声势日盛的泉州。老道的商人对哪个地方充满商机总是极其敏锐。蒲氏的迁移史文字虽少，却能从中看出他们营事的魄力，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当时的泉州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海上丝路之星，否则商人不会用脚投票。阿拉伯后裔陈埭丁氏祖先在宋朝时由苏州迁居泉州，而百崎郭氏先祖在元朝时由杭州迁入泉州。（泉州陈埭丁氏、百崎郭氏在今天的泉州依然是两大族姓，他们祖上便渊源于阿拉伯。）可见，那时的商业风向很多都指向了泉州。
17 蒲寿庚父亲融入泉州
蒲开宗的生活跨越了广州与泉州两地。当初次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人的心理大多以小心为主，聪明的人更会尽量多服务于人以赢取良好的口碑，这样做对自己事业的发展也会有助益。蒲开宗进入泉州的策略，大概也是如此。可惜的是，大多的创业者、开辟基业者都比较小心稳重，与人相处也多谦卑、大度包容且能辨别是非曲直，到了后辈却开始骄横傲慢，将建基开宗时最宝贵的人格财富丢失殆尽，只继承了外表光鲜的权与财。蒲开宗带领家族迁移至泉州后，定居在后渚港附近的法石乡云麓村，这里靠近泉州的母亲河晋江。他继续经营着家族的香料贸易，同时还经常资助当地的一些事务。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他被任为安溪县主簿，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官职。绍定六年（1233年），朝廷鼓励贸易，蒲开宗赶上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因贡献的贸易额比较高，被授予承节郎官衔。这一年，他还出资建设太守倪思（是宋朝著名的学者、官员，敢于直谏，于1220年去世）祠堂。宋朝的泉州还是个建桥狂魔，蒲开宗于淳祐三年（1243年）投资兴建龙津桥，六年（1246年）又建长溪桥。就这样，在泉州这个新的故乡，蒲氏家族打好了商业基础，在蒲开宗的带领下还时常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也获得了不少来自朝廷的嘉奖与鼓励。两个儿子，哥哥蒲寿峸（峸chéng，写法应为上山下成，输入法打不出此字）、弟弟蒲寿庚便在泉州成长。他们的姓名与华人习俗并没多大差别，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个已经吸纳中华文化的家族，虽然他们祖上来自阿拉伯。我们可以大概想象一下，蒲氏家族进入大宋也有不少的年月了，如果（这只是一个猜测）家族中有与华人通婚者，后代的样貌将具有中阿双方的特征，同时还对两地的文化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家族背景在与汉人或阿拉伯人来往时，都不会有太大的距离感，相反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少心理上的隔膜。
18 蒲寿庚登上大宋舞台
蒲开宗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应该是比较重视的，估计家里也有请先生专门教导，这从他大儿子的古体诗写作中便能看出。而信仰方面，也一直为家族所传承，比如不吃猪肉、面西而拜却无神像等。这是蛮特别的一个家庭，不过今天的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父亲的低调、稳重，为子孙的积极勃发、开辟更高更远的事业打下了基础。要知道，财富不是一天积累来的，贵族也不是只靠一代人便能拥有。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容易蒸蒸日上。蒲寿庚在咸淳末年即1274年闪亮登场。那时候也与今天一样，海上有劫匪总是抢夺正常贸易往来的商船，这也会影响蒲家的香料贸易。这既是政府关心的事，也是蕃商所憎恶的。为了平定海寇，蒲氏兄弟自告奋勇，驾着大船、带着兵丁，以勇者之气，平复了这些劫匪，为宋朝也为以海为生的商人们立了一大功。他们因此得官。蒲寿庚被加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这个职位主要是管理水军、安保海防。1276年景炎元年时，宋朝政府面对着元朝军队的极大压力，王朝的命运风雨飘摇。这一年，蒲寿庚被授予福建广东招抚使，同时主管市舶事务，开始管理海外贸易。此时，他既经营香料贸易，又管理出入境的海洋贸易，可谓如鱼得水，既可获取私商贸易的利益，或许还可通过进奉、呈样、阅货、赠送等手段获取利益。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他拥有了大量财富，海船也几乎占满了大半个港口。
19 蒲寿庚在泉州与宋元的捭阖
蒲寿庚在宋朝末期时才逐渐升任官职。朝廷无法忽视蒲氏家族势力，同时海洋贸易还是朝廷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蒲寿庚被授予福建广东招抚使时，南宋都城杭州已经纳入了元朝版图，宋景炎帝在大臣的拥护下进入福州。天下人对宋元的势力消长也都心知肚明。人们都喜欢将过多的名誉加到富贵者身上，宋朝这样对待蒲寿庚，元朝也极力争取，这会使富者欲富。当元军继续南下，为了躲避战火，景炎帝于1276年11月又向南逃到了泉州，希望得到蒲寿庚的资助。如果你是此时的蒲寿庚，会做出怎样的决策？你肯定会犹豫，自己是宋朝的臣民，是做忠臣，还是保护家族性命和利益？正在此时，宋军为了补给军资，强征了蒲寿庚的一批船舶资产。蒲寿庚忆起，今年2月时元军征南的大将军伯颜派特使劝他投降的事，又想着当前宋军的肆意侵辱。蒲寿庚估计在怒火的助推之下，于12月投降元朝。元军将领董文炳抵达泉州时，自作主张将自持的金虎符（金虎符是除圣旨牌外，最重要的军事符牌）赠予蒲寿庚。宋景炎帝因此不得不离开福建，继续逃至广东。第二年七月时，宋朝大臣张士杰趁着蒙古军队离开福建的间隙，调集军队，围攻泉州，希望夺回这个商贸与财富的重地。此时，泉州城里还设有宋朝的南外宗正司，这里有不少的宋皇族后裔。这些皇族肯定站在宋朝一方，一旦泉州沦陷，他们将失去一切，甚至生命，为此总要进行一些斗争吧。面对着内外压力，蒲寿庚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减少危机，那些居住在泉州的宋朝宗室子弟都命丧黄泉了。张士杰围城三个月依旧拿不下泉州，蒙古军队又赶来支援，宋军只能撤退。宋王朝的余晖在不久后便熄灭了。蒲寿庚投降元朝，不全是他个人的决定。我们不要被个人的声名迷惑，一个人有时候往往代表了一个群体，是一个群体利益的发言人。比如在《外国人在泉州与泉州在海外》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梳理：“蒲寿庚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在支持他”，“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授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20 蒲寿庚在元朝的任职
撇开历史沉浮的纠葛，泉州以及这里的百姓得到的是一个相对太平与完整的社会。宋将领张士杰从泉州撤军后，蒲寿庚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建议于1277年得到执行，这是元朝最早在中国版图上设置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此时的广州还未收复，而且两年半的围城对其城市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阿拉伯后裔蒲寿庚不只牵挂泉州的海外贸易，对这里的妈祖信仰也饶有兴趣。1288年，元世祖应其建议，“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妈祖借着泉州的舞台，成为一个跨洋越海的保护神。这种中外通融的现象是历史上的一件妙谈。在元朝，蒲寿庚的人生爬向巅峰。刚开始时，被授为昭勇大将军，之后是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1277年4月，又进一步担任江西行省参加政事。1278年3月则是福建省参知政事，到了8月又改任中书左丞。1283年9月，又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几代人的拼搏努力，使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后裔，逐渐成为一个熏染泉州大半城的士家商家官家的大豪族。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只有阿拉伯的一面，也受到了极深的中国文化以及泉州文化的浸染。此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什么人是泉州人，泉州人的内含是什么，海洋文化又是什么？再深入思考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宋末的泉州，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还手握极高的权势，能听到各种消息、传言，说居安于南方的宋朝将倾倒了，形势日盛的元朝将收复此地。你会做何感想，又会做何决定？你会想着保全自己的财富吗？你会想忠心于大宋成全忠臣的名声吗，还是仅仅想着投奔于元朝，以继续享受世上的荣耀？你会想着泉州城的百姓，以及这里数以万计以海为生的商人吗？个人私利、朝廷忠臣、百姓利益的维护者，或历史留下的名声，到底该选择哪一个？面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也多少会在颠荡的时刻左右思索、上下徘徊。最终做出的选择一般都是符合自己利益、价值观的。如果你还是个阿拉伯裔的后代，又该如何选择？你担心汉人对你异样的眼光吗，害怕来自于他们的憎恶吗？当然，元朝是比较欢迎色目人的。之所以做这些设想，是因为总有一些人在看历史时，以狭隘的眼光审视历史人物，胡乱点评这个美丽、复杂、广袤的世界。人无完人，在历史的空间中，我们更要站在历史人物的现实处境、社会氛围中思考问题，而不是以简单的民族身份、人物个性、浅薄善恶观给以评价。此外还应该考虑历史人物直接或间接的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最最重要的，后人从历史中所要学的是经验，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事业，而不是以偏激、片面的观点制造分裂与仇恨，我们理应从历史中读到更多的平和。总之，历史的机缘是变化无穷的，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评价草草收场。
21 蒲寿庚的哥哥蒲寿峸
蒲氏家族不只有热心于事功与杀伐决断的人，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者。元朝时，有一位士子，字镜泉，号心泉，好诗书与儒家礼学，著有《心泉学诗稿》。他似一位隐士，隐居于泉州法石山中，喜爱泉水，经常“以心体泉，以泉洗心”。不看其相貌，不打听他的宗族，没人能猜出他是阿拉伯后裔，他便是蒲寿庚的哥哥蒲寿峸。与弟弟不同，他是一个受中国历史以及儒道文化影响极深的人。他个性里对金钱权力的欲望比较淡，因此在元朝走上了归稳之路。如果蒲寿庚是一个在中国世俗社会里风风雨雨热热闹闹的人，那么蒲寿峸便是个在中国精神文化世界里徜徉的人，我们分明从他的作为与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古人的样子。年青时，蒲寿峸算是富家公子，担任过低级的武官职位领卫。后来在1271年出任广东梅州太守，在任时胸怀百姓，重视农事，不侵犯一丝一毫的百姓利益。此地有口井叫曾井，是南汉程乡令曾芳苦于百姓遭遇瘴疠，便投中草药到井中，百姓喝过这里的水后便都康复了。蒲寿峸怀念曾芳带给百姓的恩泽，便每天都命人打两瓶水，放到自己的座右。有人为此吟颂，“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两年后，寿峸任职满后便回泉州了。1274年，与其弟平海寇有功，宋朝廷要任命他担任吉州太守，他没有赴任。到了元朝，他仍没担任官职，过起了隐居生活。蒲寿峸是忠心于宋朝而不侍元？还是看淡了人世浮沉，而专求己心的修持？他是感受到了官海、商海的无趣，才投身于更逍遥的世界了吗？无论如何，我们竟在他的身上感受不到阿拉伯人那种营商的血脉，倒全是中国读书人的影子。不妨再问一次，谁是泉州—刺桐人？谁是阿拉伯人？谁是中国人？中国又为外国人营造了怎样的氛围？
22 蒲寿庚的子孙及后话
元朝看重蒲寿庚的不只是他的商贸势力，还想借助他的舟船与航海之力（这也是泉州的优势）向外征伐，因此不擅航海的元朝对他十分倚重，以致于他的子孙们也都被授予官职，蒲氏一家极其显贵。这种旺盛之姿伴随元朝始终。他的儿子蒲师文在1281年，被任为福建道市舶提举，继续管理泉州的海外贸易。《闽书》上说他性情比较火爆，消灭宋朝在泉州的皇族后裔时，他便出力不少。因为蒲家与元朝的关系紧密，到了明朝，汉人又重新统一了天下，便开始限制、排斥这些色目人后裔。这是为了维护新统治的需要，当然也有排挤外族的意思，是对元朝四等人划分的一种反击吧。为此，蒲家有不少人开始从泉州向外迁移，为了生存还有不少人改姓为吴、卜、杨等姓氏。后代中，有一批人继续从事香料业，还有些人在法石开展种花业。几百年过去了，蒲氏家族，这些阿拉伯后裔，这些中阿混血，一直流播到现代，仍然带有其家族的独特痕迹。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一想，从宋朝开始至元，两三百年的时间，一个阿拉伯家族为了更好的生活，从西边的阿拉伯世界跨海来到占城），之后又迁居广州，再之后进入充满希望的泉州。在泉州，他们不仅使家族财富得到积累、扩充，还扎根进入了中国的权力体系之中，更是深深吸吮了这里的文化。在遭遇排挤时，他们找到了自保的方式，以无声无形的方式继续在刺桐这片土地上耕耘。其中的艰辛与琐碎，想必只有亲历者才能讲述清楚。这群来自异域的客人，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水土，并在历史的长河里与泉州的发展交织成了同一股长流。明朝时，蒲寿峸的儿子蒲日和还陪伴在郑和左右，这是否与其父的为人处事有关？他因此得到汉人统治者的青睐？
第五部分 元朝延续至今的新族群
23 回回
1276年12月，泉州归属元朝。江山代有人才出，再风流的人物也会被后来者覆没。此时，我们再次设想有一个通览元朝的阿拉伯后裔，他叫阿金。阿金发现，生活在元朝的阿拉伯人或者后裔，相比以往更有归属感。这时已经有一个统称他们的称呼，那就是“回回”。回回、回族对于今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这种格局正发生于元代。那时，凡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都被统称为回回。相比于以前的朝代，他们现在是王朝的子民，是被认可的一群人，可以享受所有国民待遇，甚至是超出了一大部分国民的待遇。他们已不再是蕃客，而是主人。阿金也注意到，泉州在元代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它以和平的姿态归附元朝，这保存了它的实力。其次，元朝人对航海比较陌生，也多仰赖泉州的航海水平与能力。第三，广州划入元代版图要晚于泉州，也并非和平归附，这是历史机遇。第四，泉州港口及位置都比较优良，是南北航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因此，1277年时泉州便设立了市舶司，是元代的首家。
24 蕃客入籍
阿金是个通达宽厚的人。他有想过，元朝设定的四等人可能并非长久之计，这不利于收拢人心，也略能反映出统治者内心的自卑与胆怯，毕竟汉人文化与人数都远超统治者。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元朝统治者将色目人提升至第二等，与蒙古人一起统治天下。阿金还是感激这个时代的，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稀少的特别人种。除了四等人制度外，阿金以及同类们还享受了许多特殊待遇。公平、正义、尊重、惠泽是人人渴望于社会，却几乎无法靠个人之力完成的。第一件令阿金兴奋不已的事，是以“回回户”的民族身份加入元朝的政府户籍。元朝依次颁布了1235年的“乙未籍户”、1252年的“壬子籍户”和1271年的《户口条画》等户籍政策。他们终于告别了蕃客的时代，以往只有一小部分异域人才能入籍，如今凡是归并入元朝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可获得国民身份。他们再不是别人眼中的蕃客、蕃户、胡商，这一点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中国这片大地上，从此多了一个民族叫回族。分散在各处的色目人也有了一个统一的心理认同，那就是回回民族的共同体。从此，西方来了不少色目人，他们进入、驻扎、定居在各个地区，大江南北都有他们的烟火，大分散、小聚居的回回族形成了，并且一直延续数百年至今。历史上，分散、迁移、拆分一个民族群体，或者融合、稀释另一个民族群体，似乎是常用的手法。总而言之，都是为了更好的统治与和平。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你取得了大都市的户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再对比元代，想象一下当时的户籍制度，为异域人带来的是什么，他们为此能产生怎样的心情？我们有不少愉悦是政策、制度带来的，人类也确实在为此一直努力着。
25 重用色目人
阿金们还有更多的好福利、好待遇。蒙古人在征战的过程中，重用了不少回回将领，在政治上也提拔了不少回回的上层人士，这样也能钳制汉人和其他民族，同时还借用了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的先进文化，如天文、医学和各种技术。元时，真可谓“回回遍天下”了。在地方官的任命中，元朝廷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达鲁花赤是元朝在各个地方设置的最高长官，掌握着行政和军事实权。虽如此规定，在地方官的实际操作中还是任用了不少色目人，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的碑刻中便有一方永春县达鲁花赤的碑刻，碑中主人名为艾密尔，信奉伊斯兰教，应该是阿拉伯后裔。可见，元朝廷当时对色目人是多么倚重。不仅此，如果色目人有担任官职的，他们的后代还有荫叙的权利，如《元史》规定“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坚正从以是为差，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永春县达鲁花赤艾密尔的职级是从五品，按照法规，如果其有子传承，便可以获得从八品的荫叙，比汉人优一等级。阿金也是有志青年，甚至酷爱中国典籍，他想走从政的道路，可惜家里却无人担任过官职。依据元朝规则，阿金大可不用太担心，因为元朝廷在科举方面也偏向蒙古人和色目人。元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左右两榜，左榜专门针对蒙古人、色目人，右榜则针对汉人、南人，左榜的考试比右榜要简单。尽管能够享受如此好的政策，阿金也懂得学习还是要扎实一些，这样既对得起自己，真才实学在将来也才能发挥更大的任用。于是，阿金依旧勤奋刻苦，挑灯夜读。
26 自由
元代以前，阿金的祖辈们如果想离开泉州到更远的地方，得获得官方的“公凭”，现在加入元朝户籍之后，这些限制也随之取消了。他们可以随自己心意，自由出入帝国的各个地区，甚至选择喜爱的安居之地。不仅此，信仰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人，还享有免除赋税和差役的特等权力，因为他们是祝祷天地的人。此时，色目人就好比一只获得解放的鱼，可以跳出鱼缸，在大江大湖中自由穿梭。人群杂处，难免产生纠纷。在元代，阿金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如果涉及皇族的，由大宗正司处理，这一点基本与阿金无关。在地方上，如果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之间发生了刑事案件，便由刑部处理。这些都是有法可依的。不过，因等级不同，所采用的量刑标准也不相同。比如，如果杀死了一名穆斯林，要罚40巴里失黄金（巴里失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的货币单位，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但若杀死了一名汉人，却只需罚一头驴的金额。同时，汉人如果犯了盗窃罪，脸上要刺字，换成色目人便不用。可见，四等级制不只关乎社会地位，还有详细的条款、规则，而且明显偏向于前两等人。阿金还注意到，此时的伊斯兰教与儒学、喇嘛教一样受到重视，蒙古语、汉语与波斯语也同样通行，甚至在政府的最高学府中，蒙汉回都有各自专门的国子学、国子监。因此，许多汉人、南人看在眼里，出于谋求更幸福的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皈依了阿拉伯人的宗教，该教人数不断增加，同时也在不断汉化和本地化。虽然元朝也有统治者对阿拉伯人的防范与杀戮事件，但整体上还是促进了回回族群的形成，以及阿拉伯文明在此地的落叶生根。同时，东西方世界并非互相孤立，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也绝不只是当地史，世界一边变故的“涟漪”总会波及另一边。这是一场发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故事，此时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明稍显衰弱，东方却为她点亮了另一盏灯，元朝的铁骑客观上打通了世界。当然，她在东方成长时，也慢慢具有了东方的气质与模样，如汉人皈依和色目人的儒化。文化、宗教、习俗都并非一层不变，而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用某个地区的文化状态去简单对比、评价另一个地区的相似文化，而应以变化、包容的心态去审视外界，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敬畏与学习的姿态。
第六部分 大元蕃客的人间
27 当官和经商
无数形色各异的人物出现在历史中，增加了不少的趣味。当元代的中国出现了很多阿拉伯—波斯人物时，便十分有趣，尤其是在东南部的沿海泉州。阿拉伯—波斯后裔阿金对此也备感惊异和幸运。这些人物中，有的当朝为官，有的身为贵族，有的是长者或宗教领袖，有的为法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旅行家，有的是僧侣等等；还有的到过麦加，有的受过良好的汉文教育，有的母亲是中国人，还有来自阿拉伯的女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波斯的各个地区、土耳其斯坦、也门、埃及、摩洛哥、中亚等。阿金以及全城的人都知道蒲寿庚家族势力极为强盛，在商业和官场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头等人物。甚至蒲寿庚的女婿巴林人佛莲去世后，家中竟然有130石的珍珠，可见这个家族之兴盛。此外，在此为官的阿拉伯—波斯人真的很多，如1297年任江浙行省（省治在泉州）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如1298年任福建行省（省治在泉州）平章知事阔里吉思，如1349年任泉州达鲁花赤的契玉立，如担任过永春县达鲁花赤的艾密尔，以及有可能在军队中任职并取汉姓“潘”的潘总领等。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在阿金看来都是楷模啊。
28 旅行家
除了为官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旅行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伊本·白图泰。他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世界的旅行家，生于摩洛哥。1346年，他坐船到达泉州，在中国巡游了半年之久。他说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湾上停泊的大船有上百艘，小船更是多得无数。这些大船有3至10个藤篾编织的大帆。有的大船有千人的役使，其中海员600名，战士400名。当时，泉州的造船业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里还有许多花园，花园的中间是房舍。伊本·白图泰在这里还看到了闻名世界的刺桐缎，它还被元朝皇帝当成高级礼物送给外国的领导人，同时刺桐造的瓷器也远销海上丝绸之路。总之，他把在这里的见闻都记载在《伊本·白图泰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了。阿金不懂旅行家的心志，但泉州湾的这些帆影幢幢确实非常壮观，绝对值得旅行家跨越重洋冒险一看了。
29 夏不鲁罕丁
这里的宗教界人世也不少，最为人称道的是夏不鲁罕丁。他是波斯人，与贡使一同到达泉州。刚开始住在排铺街，特别渊博有德行，精于教义，因此人们便请他担任礼拜寺的教长。阿金对此有自己特别的见解，同类的人群一多，大家便都想建设、维护共同习惯的风俗。人是带着风俗行走的动物，一个人可能不足以影响他人，一群人却能使风俗扎根、延续。宗教界产生了值得尊重的人物，这与人群基数有关，更根本的是经济将这些人聚拢在了一起。比如，夏不鲁罕丁经营着清净寺。他的名望、德行和才能便是最好的威望，人们愿意追随、听从这样人的呼唤。官员赫德尔、偰玉立为其处理过寺庙土地被侵占、财物被挪用的案情。一个叫金阿里的人还出资全面整修了礼拜寺。终于，原本颓败的寺庙又获得了生机。可见，一个得力的领导者对于开拓事业的重要性。据记载，夏不鲁罕丁一直活到142岁，这时已是明朝。他的子孙夏氏一代代维护着礼拜寺，（可能元末的清净寺已被摧毁，这些子孙们守护的寺庙应该是艾苏哈卜寺，此寺便是后来被误称的清净寺）在元明时代都悉心照顾着。否则，我们今天便不一定能看到依然保留着中世纪朴实浑厚风格的清净寺文化遗产了。这里的阿拉伯—波斯人物非常多，商人也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因为人物过于繁多，便不再展开依次叙述了。
30 陆路
除了伴随信风而来的阿拉伯—波斯人外，也有从陆路追随元朝统治者脚步而来的异域人。元至顺三年，即公元133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西域有个穆斯林名叫金吉，因为“捕盗”有功被授为武略将军，又左副翼万户府上千户。这一年，金吉进入泉州。他带领3000士兵，从陆路到达福建。这些士兵大多都信奉同一种宗教，他们负责镇守泉州路，是泉州的地方武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泉州安家，并在这里娶妻生子，与汉人通婚。这也算得上一个重要群体了。而此时另一方势力蒲寿庚家族的花园宅地似乎已经占据了不小的城市空间，有“蒲半街”的说法。海路与陆路的穆斯林都聚集在泉州城里，因此也有人称这里为“回半城”。元朝调动陆路的金吉带兵到泉州是否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量呢？这座城市人员聚集非常多元，“刺桐”城堪称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
31 母亲的城市
阿金生活在元朝时，应该听到同乡说过下面的话，这是我“母亲的城市”，这是我的故乡。很多阿拉伯-波斯人在此生活已久，俨然已经习惯这里，也把自己当作了泉州人。因为泉州城自五代时便种植了不少刺桐花，开花时红火艳丽，来这里的阿拉伯人直接将其音译成“Zayton”的发音，刺桐和Zayton便成为了泉州的代指。他们认为Zayton是一个夜晚也点了很多灯笼的光之城，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是最国际化的城市。到了刺桐，就等于到了世界的中心。作为这里的市民，自然会有一种优越感。就这样叫着叫着，刺桐被他们叫得享誉世界。不过，不明白真相的阿拉伯人，因为Zayton的发音在阿拉伯语中有油橄榄的意思，便慢慢将其理解成油橄榄了，包括伊本·白图泰也这样误解了它的本意。这给后来的学界带来一些困扰。好在，阿金认识的一个波斯的艾哈玛德家族为后人留下了一点证据。这个家族身份比较尊贵，家里拥有宗教长者或富商的身份，迎娶过汉人的女人。他们家的子女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汉文教育。这个家族把泉州也当作了自己的城市。他们家族有一个人去世时，碑刻上写下了“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可见，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依恋。另外，碑刻背面还写着中文，“先君生于壬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年三十岁。于元至治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卒，遂葬于此。峕（shí，即时）至治二年岁次壬戌七月日，男阿含抹谨志。”如此精准的汉字叙述，可见其家族融入中国文化之深。他们家族已经有中外混血的后裔，他们为后人留下的证据便是这块碑刻，它证明着刺桐就是泉州。这个家族的情况还仅是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千千万万的阿拉伯人，与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渐渐成为彼此的一部分。
第七部分 大元蕃客的生活与官家贸易
32 蕃汉通婚
阿金在泉州，早已习惯了蕃汉乃至蕃汉后代之间通婚的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说难也不难，说简单却也不简单，但即便是再压抑的环境，人与人之间总会透过罅隙慢慢产生交流、相识，并生发感情。这个过程总是发生在不经意间，只要人与人之间有接触便会发生。关于蕃商纳妾的事，阿金也见到、听到过不少的相关消息。一般是这样的：蕃商如果想纳妾的话，可以请旅馆主人为其买婢。婢的价格比较便宜，元朝的人们似乎并不以此为耻。不过，此时女方的身份还是婢，不是妾。蕃商若要往外地走，他不能随便携领婢外出。此时，正是婢升为妾的一个机会，即当她同意追随蕃商外出时，她便等于被纳为妾了。不过，按当时的规定，婢不能与蕃商结婚。如果蕃商想与汉人结婚，必须找良家妇女。关于蕃商居住的地方，泉州城南是一个重要的聚居地。许多富商的家都有院子，房子大概位于中间的地方，每个这样的家庭都像一个花园似的，特别漂亮。阿金经常从这些地方经过，很是向往。如果说宋代已经出现了四五代蕃客的后代，那么在元代中外通婚的现象是不是更加昌盛呢，是不是有更多代的阿拉伯—波斯人已经与此地人融合呢？这有很大的可能，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已经获得正式公民身份的本地人，正如前面阿拉伯—波斯后裔所说的这里是“母亲的城市”，便等同于自己的家乡。
33 很多寺庙
宋代的阿拉伯—波斯人已经享有宗教自由。在元代，这种自由依然在发展，尤其是在受到元朝皇帝鼓励的情况下。阿金在此见证了不少新寺庙的建立。比如，穆罕默德·本·艾敏伯克尔在泉州南门附近的一处地址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寺上镶了一块碑刻，以纪念建寺。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块碑刻，可惜已残断，有一面写着“主持建造此礼拜寺及其楼栋者，尊贵的、显耀的……穆罕默德·本·艾敏伯克尔，即号称为哈迈勒拉……”。碑上的文体为花体书法，有人认为这种字体与另一块杜安莎碑上的字相似，据此推测这座寺应该是在14世纪初建造的。还有一位叫纳希德的尊贵者，大概在1322年重修了仁风门外，即东门城外东头乡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今天我们也依然能看到这块碑刻。碑刻正面为“清真寺是安拉的，你们只能向安拉祈祷”。背面为“尊贵的纳希德·艾斯马尔·穆萨丁在伊斯兰历722年间（即公元1322年），翻新了这所清真寺的大门”。元代的东门是不是也聚集居住着一些阿拉伯人呢？今天涂门街的清净寺，原本叫艾苏哈卜寺，早在宋代便已建立。到了元代，又有一位贵人叫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斯，捐资建造了肃穆的穹顶，这也是该教派建筑最令人神往的一部分。他还加宽了甬道，重修了寺门和窗户，于1310-1311年竣工。又过了一段时间，夏不鲁罕丁主持的城南清净寺，有些颓坏，甚至寺内财产也被人侵夺。在1348年时，金阿里（金吉长子，上都人）为其出资，又重修了一下这座寺庙。这在前文已有提到过。此外，还有一座寺庙，我们已无法考察到它的建寺者和地址。有关它的讯息，也遗留在一块双面浮雕碑文的石刻上。这块石刻应该是寺庙的门楣石，与今天清净寺的门楣石相似，但它是双面刻字：一面为“礼拜之地，是真主的执掌，你们不可并同真主，呼求他人”；另一面为“先知说，谁建造了礼拜寺，即便像鸟巢之地，真主已为他在天堂中建造房屋”。字体是三一体，又被称为大楷书法。比照这些字体以及字体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大致能够推断寺庙的建设时间。这座无名寺庙字体应该属于元代，因此这座寺应该也是元代的。加上宋代的寺庙以及其他信息，阿拉伯人在此地共建设了六七座寺庙。每新增一座，都使阿金的归属感增多一些。这是宗教文化在此地的发展，也是阿拉伯—波斯人落叶生根中国的重要佐证。
34 出兵
尽管泉州的商贸、航海业十分恢宏震撼，江面上停着满满的船舶，在这种繁盛之下，阿金在经历整个元代时，却依然是有一种难为名状的压抑状态。起初，蒲寿庚刚投降元朝时，泉州城得以完整保留，商贸、规则、制度大概与南宋无异，自由贸易依然在进行，只是大环境中加入了军方背景。元朝的建国者们都有对外征战的习惯，泉州也成了他们跨海征服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既是出航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比如，至元十五年时，一个叫百家奴的蒙古将领是镇国上将军，也是海外诸蕃宣慰使，除了领军守卫福建外，还兼任福建道市舶提举。以军人身份管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安排，能反映出大元的国策动向。再比如，至元十八年时，有十万士兵分别从泉州和临安（即杭州）乘船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时，元军又从泉州出兵爪哇。此时，似乎又与两宋时的自由贸易、民间贸易不太一样。不过，元朝统一了中国，为了将南方的物产、货物运回北方，开辟了沿海的一些新航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这对贸易也有很大的帮助。战争毕竟耗费巨大，经历过数年的跨海征战后，元财政已显匮乏了。可能正是这些外部环境让阿金感受到了压抑。
35 利益
经历过这些征战后，阿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更感受到海外贸易产生了一些比较巨大的变化。从至元二十二年开始，元朝推行了严酷的“禁海”政策，其实就是禁止民间的私商贸易，元朝要以国家的意志垄断海洋贸易。元政府的本意是要改善帝国的财政收入，元世祖的一位重要大臣便给过这样的建议：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大意是说，元大都的国家级市舶转运司在杭州 、泉州设立相关市舶司机构，官家出船和本钱，选择合适的人外出贸易。贸易所得的利息，官家得十分之七，办事者得十分之三。权势贵族不得私自贸易，否则抄其家一半的资产充公。其他蕃客旅人如果跟随官船有所买卖，也依照规则向国家交税。这个制度便是“官本船”制度。但是，这个想法最终没能完全实行，受贵族、官僚等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官本船”制度最终变成了政府出资、贵族与大官僚参与的一种海洋贸易方式。多方富有强势权力的利益集团介入海外贸易中，可想而知，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会有多少的黑幕操作、刻意隐瞒和虚假数据。世上的人们基本上都是自私的，在自私的同时能顺便想一想国家、公共、他人的人，有时候已算良好公民了，微末善意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36 开放还是闭关
从至元二十三年（1284年）开始，一直到至治三年（1323年），近四十年的时间推行的都是“官本船”形式或相似的市舶制度。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暂时缓和了，但对社会和王朝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段时间前后，元朝市舶司的上级挂靠单位时常变动，之后又时而罢除官家垄断，时而却又禁海商，反反复复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心态。最后，虽然又恢复了宋朝的市舶规则，但为时似乎已经晚了。有人评说，两宋时的自由贸易，激发了民间活力，改变了长期由东南亚商人垄断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的局面，也积累了丰富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这种贸易精神是元朝所无法企及的。不过，元朝确实出现了极为鼎盛的贸易局面，那些旅行家所描述的宏大航海场面也确实不假。另外，元朝开辟的沿海航线也确实提升了航海效率，在相关的律法方面也有贡献。在元朝后期，阿金的感受肯定更为复杂，开始时的东西到后期慢慢变味了，美好的事物逐渐显露出了不太好的一面。此时，我们可以借此思考，自由贸易的好处，王朝垄断贸易的好处，以及它们的缺点或坏处；另外，官家又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管理，在哪些地方放松管制，参与深度多少才算好……这些都是挺复杂的问题。总之，阿拉伯—波斯人以及阿拉伯文化在此时已经扎根于中国了。
第八部分 元王朝末的泉州兵乱
37鹰扬虎噬
终于，还是乱了。好比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年—1368年），支撑社会稳固的一根根梁柱开始松动，一些好事者们都纷纷出来活动。泉州城里也有好多个人物出来参演这部历史剧。阿金作为一个阿拉伯裔的普通百姓，感觉到泉州的商贸形势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至正五年（1345年），元朝廷派宣抚使到福建是为了加强统治，但带来的却是穷凶极恶的压榨，历史上专门用“鹰扬虎噬”来形容这种官员。至正十二年（1352年），仙游的流寇抢劫掠夺泉州城。第二年，泉州城里出现了“大饥”，人们互相扶持以求暖腹。至正十六、十七年（1356、1357年）分别有山寇李大和泉贼伊守礼啸聚攻打泉州下辖县同安。阿金作为本地人民，心中原本具有的骄傲感减少了许多。这究竟是个什么世道？苍天真的太会开玩笑，富贵与贫穷、宁静与混乱眨眼之间便转换了身份。
38 割据
朝代末期，当中央统治力削弱时，政府难免会鼓励社会自发的力量来维持秩序，但却又容易造成地方割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不再牢固。很多地方势力会根据形势和自己利益，对中央采取或敬或忤的政策。阿金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时，看到两位阿拉伯—波斯裔的人物叛乱，占据泉州，将地方官驱逐走。他们便是赛甫丁和阿里迷丁，都是义兵万户。义兵，原本是为了维护元朝统治而临时组建的地方武装。义兵万户的武职，应该是他们对元朝廷贡献了不少的舶来货物或税额而被授予的权力。不仅泉州，省城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一省之长）普化贴木儿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因为与廉访司（类似于监察机构）的般若贴木儿有矛盾，互相发生了兵事斗争。于是，普化贴木儿便以利益贿赂泉州万户阿迷里丁，希望他能到福州支援自己。这件事还没成时，阿迷里丁与赛甫丁之间却因为隔阂，在第二年时赛甫丁被逼走了。赛甫丁带着兵丁，一路到达福州，占据了这座城。可见，这时的福建已经非常混乱。阿金已经看到了元政府势力衰颓的迹象。至正十九年（1359年），泉州港有一位蕃商便因为捐献了大量舶来品给朝廷，被授予了参议中书省事朝官（正四品），据说这件事“震惊中外”。（你可以把这件事放到今天想象一下，确实也会震动全世界。）那个时代，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裔的世家大族、富商参与到了元朝末世的斗争中，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39 破坏商贸
令赛甫丁郁闷的是，他才刚刚在福州落稳脚根两三年，新上任的福建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竟然联合了一批部队，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击败了他。赛甫丁不得不带着剩余的部众从海路逃回泉州，再次以故地为据点。然而，在同一年，蕃人那兀纳也因向元朝廷捐献货物获得泉州市舶提举的官职，他是蒲寿庚家族的女婿。此时，那兀纳势力集团突然起兵袭杀了阿迷里丁，接收了泉州城的部队，逃回泉州的赛甫丁也不得不依附于那兀纳。那兀纳起兵的背后还有燕只不花的支持和鼓动。此时，元朝高层因为皇帝年迈不理朝政，皇后派（高丽后奇氏）与太子派（爱猷识里答腊太子）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权力斗争。福建海外贸易的舶来品和丰厚的税赋自然也是两派争夺的一个焦点。燕只不花作为太子亲党之一，因为驱逐了赛甫丁，又因为借那兀纳之手铲除了阿迷里丁，皇太子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赐他“忠孝文武”四字。燕只不花为“储皇之恩赐”，将字摹勒在福州乌石山上。总之，这些蕃人或者说蕃人后裔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在泉州城内打打杀杀，争夺着城市的控制权。其实，也在破坏着城市的商贸环境。这是王朝末期的正常现象，只不过参与其中的许多人是阿拉伯—波斯裔而已，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
40 江河日下
末世，赢者才有发言权。那兀纳也想成为赢者，他并不愿受燕只不花控制，于是拒绝了对方行省命官的名头。他不断扩充势力范围，控制泉州、兴化（即今莆田），还清除了赛甫丁的残余势力。在至正二十三到二十五年间（1363-1365年），那兀纳派兵不断侵扰惠安、仙游、兴化等地，搞得民不聊生。再之后，福建行省左丞陈友定奉命讨伐泉州的那兀纳。他先在兴化大败那兀纳，杀掉数千人，然后水路、陆路两路南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兵临泉州。城内的千户金吉、龚名安等人，趁着夜色，为陈友定打开西城门，那兀纳被擒获后处死。整整三天时间，陈友定所率领的兵卒大杀外籍人士，凡高鼻梁多须者皆被处死，甚至连蒲寿庚家族坟冢也不放过。许多阿拉伯—波斯家族不得不仓皇外逃，纷纷到周边偏远的地方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他们沉寂下来，继续与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文化融合，等待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此外，蕃商再也不敢踏足泉州港，这个港口江河日下了。阿金也带着凄凉的心情，随族人逃到了偏远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许多代。金吉一派的后裔也许躲过了这场灾祸。这就是发生在泉州的“亦思巴奚”兵乱。亦思巴奚兵乱，大意是指发生在元朝末期乱世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有阿拉伯—波斯后裔组织或参与的，受元朝政治斗争和末世法则影响，而产生的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以图生存的斗争。然而，再发达的城市，也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和战乱折腾，最后为此承担后果的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民。亦思巴奚的意思，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有蕃长的意思，当时中国的蕃长制度受阿拉伯影响比较深，在东南亚等其他地区被称为沙班达尔。
41 普通人民
总之，热爱生活的普通人民，大多都是和平的，但在历史的波涛中却也总是被裹挟到了各种势力、对抗和斗争中，被动地经受着世间的残酷苦难。诸如普通的阿拉伯—波斯后裔，如阿金们并不愿意经历这种世事变更，他们只想过简单普通的生活，并在其中追求他们的生存和荣耀。从唐宋始，阿拉伯人渐渐走进泉州，并不断融入泉州，与当地人结婚生子。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外来者”？往往我们习惯于用身份、种族对人进行区分，甚至在社会的冲突中将怨恨发泄到一类群体上，这种怨恨背后的理由有时候是很缺乏理性的，利用怨恨背后的势力也是无法用道理进行沟通的。在宋末、元末动乱的时代，阿拉伯人及其后裔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与朝代更替之中。撇开身份问题，在动荡的年代原本征伐之事便少不了，在亦思巴奚动乱问题上，我们并不能因为种族问题而褒贬蕃人及其后裔。世界上的很多矛盾，大致都是人为刻意区隔的原因。当然，刻意制造、扩大隔阂的势力必须进行控制乃至打压。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世界上最基本的正义需求，和最平凡普通的生活秩序。
第九部分 大丈夫当自营一方
42 汉化
小夏是由历史凝缩的一个人物，他能够亲历明清时期泉州阿拉伯—波斯后裔的生活，将我们代入这段历史。相比于宋元，小夏明显感到这段时期沉寂了许多，已经没有了与外部世界频繁来往交织的场景，大家似乎都稳定在土地上，做着各自的“耕耘”。如果说元朝奠定了中国回回的大格局，那么明朝便是回族真正形成的时候。这件事就像化学反应一样，适当的物品放在一起，并在经历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总会产生新的不太一样的东西。小夏感觉明朝对回回群体基本是包容平等的，这时并没有像元朝那样的等级划分，只不过社会环境还是趋向于让他们更多地融入儒文化。统治者对他们的宗教采取“转相化导”的政策，即该教要为维护统治秩序做贡献，还要与中国理学和传统文化相融合。为了促进融合，《明律》还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在内地甚至还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想想看，这样的政策确实加速了融合。小夏也已习惯汉人着装。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社会上还有着穆斯林“一入宦途必得出教”“官至二品即反教”的说法。泉州发生的一些现象与此比较符合，但不代表这些人便完全丢弃了家族原有的文化。历史记忆是很久远的一种文化基因。另外，政府也会加强对回回寺庙的管理，所有的律法、财赋、行政事务全部由官府办理。并且，各地寺庙的掌教要向吏部的清吏司申请，完成注册登记手续之后，政府会颁发“副札”，这才是合法的人选，以此避免外部势力干涉王朝政治。这样政策下产生的是伊斯兰教的教坊制度，穆斯林们都以寺庙为中心，仅开展婚丧、斋节、教育类的活动。这与宋朝时穿着官服的蕃长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清真寺内也要宣讲王朝纲常和伦理道德，这应该也是国家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吧？当然，政府也有许多政策支持、鼓励、表扬穆斯林，包括政府修建清真寺、帝王最高层写褒扬文书等。不过，对于很久很久之前投靠蒙古人反宋的穆斯林，朝廷给予了严厉的打击，比如不允许泉州蒲氏等的子孙参与科举考试。
43 耕耘
在清朝，疆土更加统一，内地与边疆的伊斯兰文化因此逐渐趋于合流。此时，平等包容的氛围应该比不上明朝，但相同的是，都要求教徒要服从皇帝、维护王朝统治。比如，前期对其实行“齐其政而不易其俗”的政策，大意应该是：在大帝国内多民族的环境下，允许该教存在，求同存异，并借助该教教化民众。清朝对其宗教还有具体的政策，比如要求每个寺庙都要设立万岁牌，牌位要放在大殿的宣讲台上，以此祝福大清的皇帝们；进行宗教礼拜时，把牌位拿掉，或放在前面一张写有“真主”的纸即可。另外，对寺庙掌教人员进行严格控制，与前朝类似，由礼部清吏司对相关人员进行管理和审核。此外，还实施有乡约制。总之，对穆斯林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还有一点不太好，清朝也推行过“以回制回”“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等策略。如果我们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国家，人群之间有一部分人却享受着不太公平和被歧视的待遇，甚至统治者还刻意制造、扩大彼此的矛盾，这并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化解矛盾，还会制造新的斗争与矛盾。无论统治者能否实施平等的政策，居庙堂者却必须要有平等包容的心理、理论和出发点。到清末时，外来的侵犯却又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包括回回。总之，明清两朝泉州的阿拉伯文化是相对衰弱的，他们在保持自我文化特有的行为、心理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相比于其他地方，小夏感觉泉州要特殊许多。这里并没有避开大环境的影响，但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动乱，尤其是民族之间的大仇恨与冲突，因此小夏认为这里的阿拉伯—波斯后裔都以比较自由的状态，沉寂在各自家族、村落、事业的发展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小夏隐约思考着：是否是特殊的地域特点，泉州处于汉文化的土壤上，没有与其他外域土地接壤，也就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它还面海少田，不努力挣取便没有饭吃。泉州还偏远于政治中心，这会使人们更关注实际的生存问题，其他问题关心比较少，是这样吗？这里的人们似乎都太愿意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了！
44 丁氏
当在另一种占多数群体的风俗里生活的时间越久，我们接受他们风俗的内容也越多，这不只是适用于阿拉伯—波斯后裔发生在泉州的故事。小夏在泉州生活越久，便越是汉化，如果不追溯家族或历史，没人知道他的前世身份。不过，当某种“标签”贴在人身上时，无论本人愿意与否，我们很难改变他人对这个“标签”的记忆。泉州的阿拉伯—波斯后裔也一样，很难丢弃穆斯林的身份。尽管他们不断汉化，但仍难免会被他人给以特殊的关注。元末的亦思巴奚动乱、明初的杀伐、明万历年间的倭寇袭扰，都对这些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小夏亲眼目睹了两个阿拉伯—波斯后裔家族明清时期的变故，他们的故事背后是文化与文化产生化学反应的精彩实验。我们先来看看位于晋江陈埭丁氏家族的故事。他们的始祖丁节斋（1251-1298年）是在中国出生的阿拉伯后裔，在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由姑苏一带来到贸易日盛的泉州，住在当时的外国人聚居区城南，经过勤心经营，家产积攒的还算丰厚。到第三代丁硕德（1298-1379年）时，他带着儿子丁善（1343-1420年）迁到了距离泉州城大概10公里外的陈江，即由唐五代陈洪进围海筑埭的地方，被人称为陈埭。此时，他们还在进行着商贸活动，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太固定。这以及之前，他们还保持着传统的信仰，诵读《古兰经》，还有斋月活动，日常生活中也不吃猪肉。到了丁善的时候，他的妻子庄氏曾劝诫说，大丈夫应当自营一方，开拓地力成果，以增长资产为国纳税，否则进一步不能仿效古人支助国家偏远地区，退一步又不能致富家庭。我们怎能一直追寻先人足迹，为了微末的利息，做个卑贱的商人呢？于是，丁善便在陈埭开基拓野，修筑坡道以营造海田，渐渐的贫瘠之地开始丰腴起来，丁家从中获利颇多，家庭的收益也丰饶起来了。这对阿拉伯后裔的丁家来说是极重要的一步，最起码这个地方偏远于泉州城，一家人可以躲避不必要的战乱，生计也有了前途。与先前比，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更有汉人的谋生样子了，在周边汉人村落的包围下，还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儒学思想。丁硕德去世时告诉儿子丁善，要为家族建造宗祠。儿子为表孝心真的建设了祠堂，只不过祭祀先祖的方式是不摆放祭品，而是只用鲜花，并且祀祖前还要沐浴一番。可见，他们已经有意识要融入儒文化。毕竟，再不能像先祖那样以海洋贸易为生了，目前最好的前途便是想方设法追求儒文化圈内的至高荣耀。
45 仕途
陈埭丁氏第八代丁仪，第一个进入仕途，在祭祀祖先时开始使用中国士大夫礼仪，这是否是一种适应政治与文化生态的行为？人的行为在微妙环境里经受着奇妙力量的捭阖，它会自行改变，以适应生存。不过，在其他方面，丁仪依然保留着原来的一些宗教习惯，他并不敢违背，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记忆、情感与自尊。人应该尊敬习俗差异悬殊者的类似情感，就像希望他人理解我们的习惯一样。陈埭丁氏从第一代经商，到第四代农耕，再到第八代入宦途，用了整整八代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更早的外国祖先来华的时间，应该已经超越了八代人的努力。这又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是家族努力转变心态与行为之后，跨出的一大步，表明他们适应了新的规则，并开始结花落果。之后，接连三代人中科举。第九代丁自申中举人、进士，并历任南京工部主事郎中，顺庆、梧州知府，还著有《三陵集》。在1560年时，丁氏所居的地方遭受倭寇重创，房屋尽毁，很多族人逃到泉州城内躲避战乱。在外为官的丁自申已回归故里，他担任起了宗族重建的任务，重新修建了祠堂。倭寇侵扰对其固有的宗教信仰产生了破坏，乡族和祠堂重建的过程又融入了儒家的礼仪和伦理制度，但他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原本的习俗。这是由宗族领袖领导的一场儒化改革。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家族中的官僚、文人对于改变族人的思想认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第十代丁日近，先受偃城令，再调高淳，后官至户部江西司主事。第十一世丁启濬，先任宝庆、杭州二府推官，后入户部主事。崇祯初为太仆正卿，晋刑部右侍郎，转为刑部左侍郎，时刑部都察院二正卿俱缺，兼理二篆（印章的意思）。这变成了一个官员、文人辈出的家族。经历过这几代人，家族声望不断提高，原本的宗教信仰却进一步式微。有人统计，明清两代丁氏族人共有进士16人、举人21人、岁贡15人。他们俨然已成一士绅家族。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经调整好状态，并在新的位置尽力争取家族的富庶。
46 书香门第
丁氏第十代还有一个人物，他叫丁衍夏，是丁仪的孙子，与丁日近是堂兄弟。从他所写的《祖教说》《祀约》中得知，回族丁氏在他年幼时还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丧葬习俗，有斋戒、诵清经；中年时，基本已采用汉人的一些丧葬习俗，没有了斋戒，杀牲不再按旧习俗，但还保留着鲜花祭祀，仍然不吃猪肉；晚年时，祭祀已经开始烧纸钱，丧葬有超过十年的，也会延请和尚道士，还开始吃猪肉了。在闭塞的朝代里，他们生活在汉人中间，不得不适应汉人的文化，让自己也成为儒家的门徒。因此，有人认为陈埭丁氏在明朝万历年间已完成汉化过程。到了清初，伊斯兰教在丁氏中几乎已经消亡，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信奉一些当地的民间信仰。清代时，丁氏依然人才辈出。如丁文麟，康熙壬午举人，官柳城令；丁莲，康熙癸巳进士，任兴化教授，后调至台湾府学。再如后期的丁拱辰，鸦片战争时期编著《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火图编》等，甚至还有小说《蕊镜西厢》；同时还制成放炮时的象限仪一具，另还制造军器。小夏对于丁氏的发展过程颇多感慨。他觉得，丁氏逐渐汉化，但不代表回教习俗就完全消失了，它们仍然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存在着、保留着。另外，他还清楚记得，陈埭丁氏在明代给自己起的族号叫“聚书”，他们将自己的宗源附会到了宋代名人丁顗（yǐ）的身上。据说，丁顗倾其家产买了8000卷书，他希望后人在这样的氛围里能出好学之人。陈埭丁氏在明清时士宦文人辈出，是否与宗族先人编制的这个愿望有关？无论如何，他们确实没有枉费“聚书衍派”的美好精神。
第十部分 慎终之礼，汝能之乎？
47 郭氏
泉州百崎郭氏与陈埭丁氏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据说，他们的始祖名为伊本·库斯·德广贡，即郭德广，元朝时由杭州来到泉州，据郭氏家族记载，德广贡在泉州遇到了兵戈之事，没办法回去，便在此迎娶吴氏，定居在法石了。后来的人们，在法石乡发现过一块碑刻，上面写着阿拉伯文“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中文有“晋惠 元郭氏世祖坟”和“坡庭”“法石”。这证明历史上确有郭德广此人，并且他应该是波斯人，因为碑上有写波斯文。有人认为，这块碑应该是后人重新立的。他们的二世祖郭子洪，又娶了翁氏，生活在法石，最后也葬在法石，用的也是回教的墓葬方式。到了三世祖，家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泉州的这些阿拉伯—波斯后裔应该都遭受了同样的经历，即元末和明初的动乱，这促使他们逃离泉州城。这好比一场浩浩荡荡的由城市到乡村的迁移运动。三世祖叫郭仲远（1348-1422年），名泰，号毅轩，他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时，购买了惠安县二十三都百崎孙府的埭田，此后便在这里安家、开枝散叶。百崎与泉州城隔着洛阳江，坐船到对岸后也有好一段路才能走进城里，算是比较偏远了。据族谱十二世孙梦祥《复尊回回教序》的记载，郭仲远开基百崎时有存“天经三十部”，还创建了礼拜寺，依然遵循回族的信仰、饮食、丧葬等。他去世之际，还询问子孙“慎终之礼，汝能之乎”？或许他明白家族的生活环境，在半信半疑之间问后代们能不能保持家传的风俗。这样的发问是有原因的，他们还与其他姓氏的汉人生活在一起，受到了汉人文化的影响，郭仲远还修建了郭氏祠堂。郭仲远也是百崎分支的始祖，即百崎一世祖，家资还算雄厚，有不少的租金收益，家里甚至还有奴婢。他还是一个宽宏乐施的人，愿意帮助其他姓氏的村民，还出资修建海埭，做了不少善事。小夏发现，百崎郭氏始祖与陈埭丁氏一样，甚至与早期的蒲氏先祖蒲开宗也一样，都具有宽厚的个性。他们在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后，都无偿帮助他人，也愿意捐资以利社会。这种个性和行为出现得如此相似，是历史的一种巧合，还是必然？如果他们个性是自私跋扈的，历史又将如何，那样他们便不会再是开基式的人物了吧，也不会再有后来的一切？当然，人都要向环境低头，环境应该也不允许他们跋扈。
48 汾阳王
到了四世时，家中子孙继续向汉人传统靠拢。比如，华山郭氏四房在族谱中将汾阳王郭子仪（唐朝名将）作为家族的始祖。再比如，四世、五世子孙，他们重修了家族祠堂，还开始信奉道教，用修祠堂剩下的木料维修二房里春村的保生大帝庙（泉州的一种民间信仰）。又过了几世，大概是在明万历年间，郭氏到了八、九世，家族遭受了倭患兵乱，阿訇辞走，礼拜堂拆了，天经也藏了起来，人们不再保持回回特色，很显然他们已经出教，甚至还出现了养猪、吃猪肉的风习。外力打击有多大的力量，能改变一个族群原本的生活习惯？是否当一个偶然的巨大力量打破一个社区时，在它重建时，原本周边更强大的另一种文化会发挥更大的引导力呢？这种引导并不是其他社区强迫的，而是此社区人们自发的行为。他们原本已接受强大的文化，当社区健全时，碍于固有秩序，没人愿意冒犯群体去改换习俗。而当一切都已打碎，便不需再顾虑旧有的一些习俗、文化基因。相对来说，他们改变自己，适应更强的文化变得也简单了。是这样吗？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位穆斯林官员陈都督从云南来到泉州，他重兴了教门。百崎家族此时还会来往于泉州城进行贸易，十世的郭汝彦甚至还搬回了清净寺居住，又恢复了祖教。陈都督还在百崎埭上建造了寺庙，这是百崎族人重回回教的一个重大保障。埭上清真寺内应该还有阿訇，渐渐发展到有百余位家族成员重遵此教。与此同时，他们有感于佛道信仰色象虚幻，便禁止使用冥纸冥金、尼姑超度、火葬等，总之希望完全摒弃佛道信仰。在饮食、丧葬等其他方面，也都希望族人恢复“祖教”风俗。但，尽管这一小部分族人极力挽回祖教，汉化却仍然是大趋势。清朝晚期时，埭上清真寺被转移到了大山村，这时的回教已是勉强维持。在19世纪40年代时，大山村最后一个阿訇郭兴发离开了人世，回教从此时也跟着消逝了。有人认为百崎郭氏直到这件事时才完全完成汉化。同样还认为，与陈埭丁氏相比，正因为百崎郭氏稍微偏远，所经受的外部压力不太大，才能够断断续续的维持“祖教”风俗这样持久。对于保留祖教来说，这是地理环境因素送给百崎郭氏的礼物。
49 流播
关于百崎郭氏的体貌特征，在郭氏谱谍中存在着一些有趣的记载，如八世莲塘公的相貌为“形容魁梧，面白展须，半白黑，鼻贯顶，身穿白衣”；十二世义斋公的相貌为“仪容观魁，面长色白，眉柔疏细，眼如凤眼，鼻如峻峰，正直贯顶……长须半白黑，有四寸余长。”可见，在经过数代的与汉人通婚之后，他们中依然有人鼻梁高挺、毛发较密、身材高大，仍然保持着中东人的一些体格特征。另外，百崎郭氏族人远播海外的也大有人在。有一部分人到了台湾鹿港等地，据说明末郑成功攻打台湾时，招募了一批百崎郭姓回民，因为人数比较多，为了尊重他们习俗，还专门组建了回回官兵。当攻打台湾占领鹿港后，这些郭姓便驻扎屯垦下来，并在此逐渐成家定居了。也有一些百崎郭氏为了谋生来往于台湾、东南亚等地。这应该是当时下南洋大潮流背景下泉州人记忆中的共同故事。总之，纵观他们的家族史，就好比是一个为了生计而总是向外“流浪”的家族一样。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与外族人通婚、适应另一种甚至几种文化，有时候难免要让自己越来越像本地人。而这样的改变，并非出于仇视，而是一个小族群在进入另一个大族群之后，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种“化学反应”。这样整个地球才越来越像地球村。
50 涵化
关于陈埭丁氏与百崎郭氏，小夏认为他们从名字到思想，从风俗与丧葬，从谋生到精神生活，都渐渐发生了变化，久而久之甚至完全看不出与汉人有何差异。他们从阿拉伯—波斯来到中国泉州，虽然历史上有过鼎盛时期，但在这里毕竟只是少数，难免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涵化。涵化并不代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欺凌，当然也很难避免异样的眼光，这就好比我们把一杯果汁倒到河里，果汁看不到了，河水却还是原本的样子，因为河水相比果汁太过强大。当不同的人口迁移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的涵化现象啊。不过，涵化也不代表一种文化将另一种文化完全消灭，另一种文化中的一些因素依然交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他们文化中的头饰、乐器、饮食、物种等等。正是因为这些交流，我们的生活才更加多姿多彩，否则世界就是静止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听不到南音的余音袅袅，也没有菠菜、茉莉光顾我们的生活。
第十一部分 有趣的结尾以及新的开始
51 清净寺
小夏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泉州没有了古老的开元寺、天后宫、文庙等建筑的传承，这里会是什么样，还是原本的泉州吗？如果阿拉伯—波斯后裔没有了类似的寺庙遗存，作为整个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象征，他们在泉州又会是什么生存状况？有一点是相对确认的，如果没有了寺庙遗存，外界对这个群体的“打扰”或许会减少。明清时，应该说一直以来，泉州清净寺都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哪怕寺院已非常残破，只要它还在，这条久远又完整的历史纽带就不会断裂。无论阿拉伯—波斯的后裔们在以前有什么矛盾或故事，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后代们在明清时，依靠着清净寺和同样的传统而联系在一起。尽管因为历史原因，许多阿拉伯—波斯后裔迁移到了偏远的地方，但围绕在清净寺周围的依然有夏、蒲、郭、丁、马、黄、葛等姓氏的信仰者。元代时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长夏不鲁罕丁，他的后裔夏氏在明代时与清净寺的关系颇为紧密，家族世袭清净寺的住持职位。也许，这是有德者泽被后世的一个例子。最先担任清净寺住持的是长孙夏方南。之后有夏彦高，他住持寺院的正德二年（1507年）时，丁仪、蒲景荣、迭元高等教内知名人士赞助重修了清净寺，他们还重刻元代吴鉴的碑记为《重立清净寺记》。明嘉靖年间，陈埭丁氏的丁自申还独立修建了清净寺的塔楼。明隆庆丁卯年（1567年），住持夏东升寻求众人资助修建坏掉的塔楼，太守万灵湖公也捐俸资助，原来石筑的宣礼楼被改成了五层木塔。万历三十五（1607年）时，泉州发生了大地震，清净寺礼拜大殿拱形圆顶毁坏严重，望月台上的亭、塔也坏了。之后一两年，住持夏日禹筹资修建了礼拜寺圆顶，知府姜志礼、知县李侍问捐助俸钱，合并其他资助又修复了望月台上的亭、塔。李光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对此有记录。
52 寺庙的重要性
清代时，清净寺的维持主要仰赖几位信奉回教从外地到任的官员。康熙三年（1664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月功在泉州大力扶持回教，在清净寺内建设了一座小礼拜堂，前文也有提到他在百崎还建有一座清真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福建全省陆路提督穆斯林马建纪来泉，又重建了原本为中阿混合建筑形式的明善堂，为中国传统古建筑四合院样式。同治十年（1871年），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提督江长贵捐俸，又将破败不堪的明善堂重建为小三间的闽南古民居样式。这些官员中有的还会邀请阿訇前来住持寺务，对于宗教信仰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官员的离任，以及阿訇的离开或离世，教务便又陷入了停顿。总之，这个寺院在断断续续的延续着一种文明的“香火”。小夏回顾了一下清净寺的历史，宋元时代因为有富裕的商贸环境和众多的阿拉伯—波斯后裔人口，清净寺得以建立并持续运营。明代时，一直担任住持的夏氏家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官员及周边的同类人群在共同维护着清净寺。清代时，到福建与泉州任职的穆斯林官员成为了清净寺的重要且核心的维护者。
53 团体介入
很快，历史便跨过了明清，来到了更新的时代。小苏是这个新时代里凝缩的一个人物。他最大的感受是，尽管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融合，甚至许多阿拉伯—波斯后裔们已忘却了祖先风习，但总还有那么一点星星之火嫁连着某一种身份认同。在新的时代，总有一些人物又荡起这些阿拉伯—波斯后裔们的历史记忆。民国时期，从山东来了个穆斯林唐柯三担任厦门海关监督，名胜泉州清净寺自然成为他的关注点。为了重兴教门，他重修了清净寺，并购置了一些寺产。民国二十五（1936年），还担任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会长的唐柯三还派遣他的学生张玉光阿訇到泉州主持教务。此时，泉州的回民们基本已没什么禁忌，他们烧香拜佛信道，只是对猪肉比较忌讳。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也在争取民族团结，回民也是极重要的一支力量。1939年10月，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和众多回教人士的支持下，张玉光阿訇积极周旋，在不是省城的泉州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会址就设在清净寺内。同时，张阿訇还创办《正源半月刊》，开办回教国民学校，如成达师范附小，陈埭丁与百崎郭的大概二十名青年还被输送到国内著名的伊斯兰教学府广西成达师范学校学习。有学者（杨阳）评价说，与清代个体官员的支持不同，民国时是团体介入了泉州回教的发展中，此时还有一种团结阿拉伯—波斯后裔的因素是“爱国救国”，当然宗教以及回民身份是一个重要的引子。但随着国内局势的转变，从团体处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泉州回教的形式又进入了低谷，支持他们的团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还于1949年迁到了台湾。小苏认为，清净寺和信仰是维系泉州阿拉伯—波斯后裔的一座桥梁，虽然并不能使这些后裔都回归祖教，但这种维系却是深刻的，总会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重新点亮。
54 建国后
在小苏看来，泉州地区的阿拉伯—波斯后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身份认同问题方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比如，陈埭丁氏与百崎郭氏很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为回族。同时，对于回族是什么也存在着争议，因为有些回族并不信奉宗教，只是保留了一些习俗。当然，新中国建立初期确实面临着民族身份划分的问题，这是为了实现人民享有权力以及维护统治的需要，对于此还有许多的争论和探讨。无论泉州的丁氏与郭氏采取拒绝承认回族身份，还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认为自己是汉族，但由于他们的家族具有特殊的历史，还是会被周边的人们和政府关注到。1953年，福建省民政厅在对这两个族群调查后发现，他们只是觉得祖先信奉了回教，但在说到民族问题时，他们认为自己与汉族并没什么不同。这使政府中的一些部门感到为难。尽管他们都拒绝承认回族身份，在1957年时，政府还是正式将百崎郭姓定位为回族，没有给予陈埭丁氏正式的定位，可能正是因为百崎郭氏中遗留了不少相关的文化习惯，而丁氏更像汉族的书香门第。不过，在国家实行集体化时期，民政部还是会每月给陈埭丁姓的人民公社寄去《民族画报》，同时每年还拨付他们数千元的少数民族专款。终于在1979年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陈埭丁姓主动向上级政府提出“恢复原有回族身份”。他们为什么主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原来，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后，他们确实看到了少数民族政策的益处。更重要的是，1979年时，经济已经有放开的迹象，中央对农村少数民族集资办企业有贷款优惠、减免若干年税收的福利政策。之后，他们又通过建设祠堂、展览和文本来确立身份的正当性。
55 轮回
小苏在知晓这些之后，觉得历史真是太有趣了。很显然，这些后裔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又在一个日渐繁荣的时间里，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并不一定只由自己说了算，外界包括他人、政府甚至与国外的交流都在重塑着人的身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进入陈埭丁姓、百崎郭氏以及其他阿拉伯后裔生活中，并进一步打造泉州阿拉伯文化的，还有一些来自外界的国际目光与当时的阿拉伯人的关注。世界是一个开放着的舞台，泉州的活动不再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此时，当我们拿出早已在此保存完好的阿拉伯历史文化与故事时，兴许更能与外界产生良好的沟通。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更要采取全局和历史的目光来看当今的现象，这样我们才不会那么迷茫和充满偏见。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至1994年组团来泉州考察时，便搅动了这里的回族后裔们。为了满足该组织的礼拜请求，陈埭丁氏又建起了礼拜寺，并学习久已生疏的礼拜，与他们一起进行礼拜仪式。丁氏在90年代中期时，还将先祖的墓迁到了灵山，并“发明新的祭祖仪式”。在百崎，人们在修建乡政府大楼、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时都尽量表现阿拉伯——波斯的文化元素，甚至还建了一条“伊斯兰商业街”。小苏还查阅到学者对这段时间泉州回族身份问题的一个有趣论述，“近些年来泉州回民的穆斯林认同运动是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通过建构一个当地汉文化之‘他者’的形象来获取外界对地方的关注，其实质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通过积累象征资本来为当地获取商机和各种其他资源的行为，从而与常规意义上所理解的族群性全然无关。”这些后裔来自于遥远的地方，但最终却成为了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一个特别族群。再之后，一切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相似却又不太一样的轮回……
后记
此文原名为《来自异域的刺桐人》，写作了一年有余的时间。这个写作过程也让我有所成长。期间阅读了许多有趣的学术文章，好的文章令人敬佩。这些好文章的作者对史料、文献都有极为精深细腻的发现与解析能力。正是这些学者的努力才能使我完成这一系列文章。原本，我只想写短平快的文章，写个两三篇就完成该主题的写作，但没想到写了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写的越久越发现做学问的艰辛与困难，也越来越能感到自己的欠缺和无知。写科普文章也很难。科普文章首先要谦虚的向某个主题的专家们学习，在大量累积的基础上，才有科普文章温和叙述的构思，以及文学手法的高屋建瓴。类似我这样断篇式的写法，很难做到饱览全貌，期间估计也有许多引用不当的地方。作为一个初学者，有时候鉴别知识和观点的能力不太足够。因此，有错漏的地方还望各位海涵，更希望您能提供宝贵意见。博物馆科普的氛围还有待提升，这条路依然很漫长，我会继续努力为这里的科普实践与思考尽一点微薄之力，感恩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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