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疫”（Quarantine）一词源于意大利文“40”（Quaranta）。一般认为，国际检疫制度创始于14世纪鼠疫第二次世界性大流行时。1348年，威尼斯为防止鼠疫的侵袭，建立了拉萨古（Lazarello）检疫站。当时，地中海沿岸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了发展对外商旅贸易，促进了海上交通的频繁往来与新航路的开辟，这对当时侵人欧洲的“黑死病”（鼠疫）扩大流行，以及霍乱等瘟疫的蔓延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防止烈性传染病在港口间的传播流行，在原始防疫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了对来船实行隔离检疫的办法。欧洲许多港口纷纷设立检疫站，实施将来船隔离40日（最长80日）的检疫措施。目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使潜伏的疾病出现，防止传染性疾病由船只及其运载的人、动物、货物等媒介从疫区传入，沿交通线路传播流行。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勃兴、殖民侵略扩张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欧亚交通日益频繁，酿成东西方多次烈性传染病的世界性大流行。因此，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所属东方殖民地先后建立健全海港检疫制度，逐步完善其措施。

      中国封建闭关的大门被打开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军事、经济侵略的不断扩大，中外交通贸易及人员往来与日俱增，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也与之俱来，由海道经东南亚频频侵袭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而腐败落后的清政府却没有任何防范措施，任其传播蔓延，严重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对中国来说，鼠疫、霍乱、天花及热带病等均为输入性传染病，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一般推测印度和中非是天花的发源地。历史上，印度是全世界鼠疫流行最严重的国家。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之前，福建全省从无鼠疫的病例记载，19世纪末鼠疫第三次世界性大流行时，经东南亚传入华南，以香港、广州为中心，传播蔓延粤、闽、台沿海各地达数十年之久，疫情遍及大半个中国，民间因此称之为“香港症”。而霍乱起源于印度、孟加拉及恒河三角洲，素称“霍乱之家”。据考证，“中国霍乱首次流行，系在1817年，时适孟加拉南部霍乱流行猖撅之际，疫气循陆蔓延，直侵中国西南部。”1820年，英国侵略缅甸，引起霍乱流行，随后经海道传抵香港、澳门、广州，波及温州、福州、宁波等地，并于翌年引起中国境内大流行。厦门、上海分别于1843、1864年始有霍乱病例报告，显然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辟有关。1931年上海霍乱流行，帝国主义者以主观偏见散布上海霍乱流行内源说。上海海港检疫所对市内各公厕、大菜场进行大量的采样化验作了详细的细菌学研究，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霍乱阳性带菌。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根据在中国卫生防疫工作中的丰富实践经验与科学研究结果，认为霍乱、猩红热等疫病在中国流行，皆是外国输入，因卫生恶劣所致。1872年，厦门首次出现登革热流行，中外人士感染甚众，波及面广，达人口的75%，并扩散至临近地区。时任厦门海关医生，后被尊称为“热带病之父”的英人曼逊（Dr.　P.　Manson）通过调查研究，提出论文报告，并对流行情况加以描述，认为乃海船从东南亚传入。

      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等地的殖民性开发掠夺，迫切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榨取高额利润。鸦片战争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就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拐骗掠卖“猪仔”。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破产，迫使东南沿海贫困人民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大量移民东南亚等海外各地，大量华侨移民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船方往往超额载客牟利。“此等贩运猪仔之船既无卫生可言，一有病菌，传染至速，故船中死亡率之高，至足骇人听闻。”每当疫病流行，东南亚各埠经常指华侨移民出发港为染疫口岸，对华侨移民及移民船实行严格的检疫、防疫措施，或干脆拒绝入境。1882年菲律宾霍乱流行，一艘马尼拉有疫船在香港被拒入口后改航厦门，旅客上岸引发数人死亡。香港等埠以马尼拉至厦门为直达水道，而厦门未采取适当的检疫章程、措施为由，宣布厦门为染疫口岸，对厦门来船实行检疫。1894年，由于鼠疫在香港突然蔓延，“从汕头和其它南方口岸至海峡殖民地和交趾支那的移民出口中断了3个月”；1897年，海峡殖民地对汕头来船实行检疫规章，“禁止本埠（汕头）苦力移民入境2个月”。

      从中国的角度看，华侨移民检疫可以分为出口（出洋）检疫和进口（归国）检疫两方面。对出洋移民而言，则有中国出发港检疫和海外抵达港检疫两个环节。东南亚各埠何时创始海港检疫制度并对华侨移民及移民船实行检疫，尚待有关资料的发现与考证。根据有关记载，鸦片战争前殖民者贩运“猪仔”似未进行卫生检疫。在惨绝人寰的海上“浮动地狱”是没有任何卫生可言的，倘若因此引起疫病流行，万恶的“猪仔”贩子当然应负不可推卸的完全责任。据对1900-1940年间被卖到苏东种植园和邦加锡矿的44名老华工的调查访问，殖民者拐骗掠卖“猪仔”的“客行”在香港、汕头等始发港曾对华工实行检查身体手续，但主要目的是检查华工体格是否强壮，能否承受残酷的劳役。这和以查禁、防范疫病传染为目的的卫生检疫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天育1929年发表的《勿里洞华工近况》记载，从香港赴荷属东印度的华工须“由经纪人带往指定之医生处种牛痘”，“未登轮之先，须至一破船洗硫磺水，并有医生在轮上检验。被验者须全身脱光，穿彼所制之病人衣，鹄立而候。逐一检过后，即发给各人衣服。在此时，各人衣服亦为硫磺气蒸过矣。”抵达目的地后，“新客须检验体格，施射避疫针，及加种牛痘”。这是殖民者在出发港和抵达港对华工施行的检疫。文中未说明具体年代和出发港，推测应是20世纪发生于香港的事情。东南亚各埠移民当局在移民船抵达时，往往利用卫生检疫措施对华侨移民百般歧视凌辱。据华侨亲身经历，从上船到上岸要受检查好几次，人人脱光衣服，把衣服迭放头上，一手按住，另一手持船票，排成长龙，让医生检查身体，主要是检查有否红目（沙眼）、花柳病、疥疮。有一位永春郑姓妇女到新加坡寻夫，不堪如此受辱，愤而投水自尽。此事引起华侨公愤，英国殖民者见众怒难犯，被迫取消对妇女裸体检查。但男性仍继续执行，直至辛亥革命，英人认为中国人已经觉醒，才取消这种苛例。1937年春，庄夏初到新加坡时，还受到袒胸露腹排队检查的侮辱。后来其弟于日军入侵福州时赴新加坡，因同船有一乘客死亡，全部乘客被禁龟屿一周，并勒令他们脱光衣服，用喷身筒扫射药水。槟榔屿海港检疫也很严格，“凡在船上发现有死亡者，或传染病患者，船里的乘客，除住‘峇厘房’的外，其余均被集中在一个小岛上接受防疫检查、消毒注射，以防止传染”，殖民当局“常借检疫而随心所欲地拘禁我侨，时间长达数周。在此期间，歧视、虐待、侮辱，无所不用其极。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检疫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移民的一种特殊方式。

烈性传染病不断经东南亚侵袭中国，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同时也威胁着在华洋人的生命健康及其商业利益，不能不引起各国在华使团的关注，因此有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口岸实施检疫的倡议。1873年，江海关税务司雷特（F.E.Wright）呈文总税务司赫德（R.Hart），要求对疫区来船实行检疫，理由就是保护在沪洋人的健康。当年暹罗、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等处霍乱流行，中国最大对外通商贸易口岸上海和华南移民重要出入口岸厦门首当其冲，因此分别制定口岸防疫章程，创始了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制度。此后，各对外通商口岸先后制定章程，实施检疫。1882年，菲律宾再次爆发霍乱，与马尼拉有大量华侨移民往来的厦门重新修订口岸检疫章程，同为华南移民航运中心的汕头也于次年开始检疫。近代中国每次海港检疫章程的制订均与东南亚疫病流行息息相关，中国海港检疫可以说是在来自东南亚的烈性传染病的一再侵袭下被动创始的。由于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中国各对外通商口岸的海港事务均归外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管辖。海港检疫作为港务相关工作，也是由海关创始并兼办的。在海关兼办时期，中国海港检疫制度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中外不平等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化的领事裁判制度，因此对疫港的指定宣布，卫生检疫的实行、延长与取消，均须经领事团同意认可，中国政府无权单独决定并对疫港来船实施检疫；违反港口检疫规章的外轮和外籍人员也须送交各该国领事查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而中国出发港的华侨移民检疫必须完全适应抵达港在检疫项目、标准等方面的苛刻要求。更有甚者，东南亚英美殖民当局因此在华设立机构，借机插手干涉中国出发港的检疫工作，对出洋华侨移民百般刁难。1904年的伦敦中英移民议定书规定，中国移民海峡殖民地，应由英国领事或其代表指定的医师施行健康检查后方准前往，移民及移民船检疫规则由新加坡移民法具体规定。新加坡移民当局因此于1915年颁令，凡往海峡殖民地之移民应由出发港医官或船医种清户方准上船。移民出发前接种疫苗、卫生检疫及其纳费统归英国领事辖下移民官员管理。荷属东印度对预防接种则不如对入境移民全面医学检查那么重视。美国统治菲律宾后，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律也适用于菲律宾。赴菲移民出发前应接受美国公共卫生官员的医学检查和种痘。种痘手续至为麻烦，施种后24小时应受检验，如反应视为免疫者始准放行；若视为有疑者，则翌日须受第2次检验，倘仍视为有感痘性时，应于6日后施行第3次种痘；视感痘性程度，每有须再隔6日施行第4次接种者，种痘合格者应于2周内出发，否则又须按上述手续重行施种。美国医官规定检验种痘时间为11时至12时，逾限者应纳特费2元。由厦门赴马尼拉移民为数甚众，而所定种痘时间有限，故逾限纳费者甚多。1911年美国规定前往菲律宾的船员、移民出发前要接受人身淋浴和行李物品消毒，由美国医官监督，在规定的消毒所进行。厦门消毒所设于鼓浪屿，因气候潮水关系，美国医官办公时间经常改变，造成移民诸多不便，且所费亦多。为防止流行性脑膜炎传入菲律宾，美方规定移民登轮前要由美国医官测量体温。遇到我国港口发生传染病疫情，移民出口更加困难。如前往新加坡，除客舱旅客外，统舱、甲板旅客一律要在检疫孤岛留检两周，方准上岸。菲律宾则对所有人境旅客一律施行肛门采便检验。由于东南亚殖民当局在检疫手续上对华侨移民多方留难，移民在出口检疫时常因种痘不合格或种种疾病而被拒绝出口。他们为了出洋谋生，变卖一切，甚至负债累累，一旦被拒绝不准出洋，只有流离失所，沦为乞丐饿殍，也有因此遗弃子女、投海自杀的。慈善家休赖德（Meyrick　Hewlett）为此倡办厦门移民收容所，在马尼拉、缅甸华侨的捐助下，“德仁堂”于1926年7月1日正式开办，专门收容、治疗移民检疫不合格被拒出口者，经费由各轮船公司在旅客船票中附加一定收费予以维持。该所每年收容一二千人。海关兼办时期海港检疫给华侨移民造成的困苦及其悲惨遭遇由此可见一斑。

      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回主权运动，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成了检疫主权的收回。1929年11月，驻厦美国领事所设赴菲华侨检验所虐待华侨移民，引起轩然大波。“由厦门至菲律宾之船虽已开禁，但美政府蓄意限制华侨人口，仍在厦门鼓浪屿派定医生，施行检疫。凡欲赴菲华人三等舱客，必须受禁闭三星期，头、二等客则须逐日到美院受检，至少须经过十四天，无病始准放行。”吕渭生、李绮庵“以美国政府藉词检疫，阻碍华侨人境”提请中央侨务委员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转饬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交涉，“务将所派驻厦、沪间检疫之医生尅日撤消，一面责成卫生部从速筹办各重要海口检疫相关，以免大权旁落。”经一再交涉，驻厦美国领事所设赴菲华侨检验所定于12月1日取消。1930年7月，直属于卫生部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检疫主权的收回和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事业的发展，是和一位广东台山籍的马来亚华侨医学家——伍连德联系在一起的。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制订了《海港检疫管理处章程》，“以防免人民与动物等各种疫病之传入或输出为宗旨”，“尽量容约世界上公认之最新防疫方法，以防止由外洋输入之传染病疫；同时并设法或制止国内传染病疫之发生或输出。”管理处陆续从海关手中接管了上海、厦门、汕头、汉口、安东、牛庄（营口）、天津、大沽、泰皇岛等埠海港检疫事务，统一了全国海港检疫行政与规章，一改海关兼办时期海港检疫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厦门海港检疫所根据本埠移民众多的特点，特地制定了移民附则，主要规定：“凡属载有舱面乘客20名或20名以上之船只，由厦门出口在2日或2日以上，迳行不停而直开外洋者，统称为移民船”，“由厦门出口往外洋者，必须经过本检疫所之医务人员种痘及给予种痘证手续”，“在船将开行以前尚须由本检疫所医官上船复验”。根据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布的《海港检疫章程》，海港检疫管理处得以自行宣布疫港及其撤消，自主行使国家检疫主权。海港检疫处及所属各检疫所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检疫防治业务和医学研究。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国家实力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实施检疫时，尤其是在移民出口检疫上仍然带有顺从帝国主义的色彩。如在检疫项目上，1930年制订《海港检疫章程》时，参照了1926年巴黎《国际卫生公约》，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为检疫传染病。纵观历年《厦门海港检疫所报告》，只有移民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出口的记录，而没有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入口的记录。可见在华侨移民进出口检疫中，实行了严出宽入的政策。应移民目的地国的要求，中国移民出口检疫其实是种类繁多、标准严格的全面体检。厦门口岸1931—1936年，316561名出口移民中，有1487人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出口。其中包括沙眼和湿疹、疥疮、体癣等普通皮肤病，就连老年衰弱也在被拒绝之列。在1931年被拒出口的199人中，沙眼67人，居第1位；黄癣36人，居第2位。在1934年被拒出口的68人中，沙眼10人，仅次于热病（13人）占第2位，老年衰弱者4人。在1935年被拒出口的219人，以患寒热症为最多（98人），其次为沙眼（24人）、吗啡中毒（11人）、黄癣（11人）、疥疮（10人）。

      抗战爆发后，经数年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一点海港检疫基础毁于一旦，人员四散，伍连德也被迫逃难马来亚，国家检疫主权重又沦丧尽净。华侨移民出口检疫、种痘及船舶卫生处理等工作重归英美领事管理下的移民办事处负责，前往菲律宾的移民由美国检疫医官恢复1930年以前的状态，自行办理种痘、检疫手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及华侨移民往来基本上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各地海港检疫逐渐恢复，厦门等地还增设了航空检疫。但战后检疫工作受到多方限制，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1946年，行政院救济总署在厦门成立华侨复员遣送站，厦门检疫所也派人协助归侨遣返的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等工作。战后对出口移民的健康检查已不如抗战前种类繁多和严格，除规定的检疫传染病和麻疹等个别传染病外，一般经种痘反应检查后均可出境，被拒出口移民显著减少。但仍时有华侨移民因进出口检疫被留难情事发生。1947年，由厦门前往菲律宾移民仍被留验24—48小时，并强迫进行粪检，后经多方交涉才得以取消。由此可见，华侨在移民进出口检疫时的悲渗遭遇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腐败落后的旧中国，国弱受欺，华侨地位低下之一斑。

海港检疫管理处自1930年成立至1937年解散，曾连续出版了4册《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1946年，上海港海检疫所也出版了《战后检疫工作一年》。各检疫所都或多或少留下了一批检疫档案。它们不仅保存了一份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医学资料，而且忠实记录了施行检疫与卫生处理的船舶及其运载旅客的数量、国别等统计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外交通史和华侨移民史也是一宗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尚待发掘利用。以往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华侨移民资料，残缺不全的统计数字往往互相歧异，甚至自相矛盾，其准确可靠性令人怀疑，因此给华侨史的量化研究造成了莫大困难。海港检疫档案对弥补华侨移民资料的不足将有所助益。笔者利用厦门、汕头海港检疫所报告中保存的移民资料，参照海关等其它有关记载，试图就二三十年代华侨移民东南亚的情况作一初步分析。汕头海港检疫所提供了一份1920—1931年汕头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见附表1）。将潮海关档案资料《1869—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与之比较，后者增加了出入香港的人数，其余出入新加坡、曼谷、西贡人数大体与前者一致。1922—193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也有一组数字（见附表3），但没有分类数字，且与前二者出入颇大，总体偏高，似不可取。由表2可见，汕头口岸往返香港人数一直呈入超状态，即归国人数超过出洋人数，说明香港一直具有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重要转口港，特别是归国转口港的地位。1926年汕头赴香港人数剧减，原因是省港大罢工抵制英殖民帝国主义，同年汕头口岸移民海峡殖民地人数出现5万余人的负数，恐怕也与此有关。从表1、表2可以看出，暹罗是汕头口岸最大的移民目的地。除了个别年份、抵达港，汕头口岸移民在此期间基本保持出超，即出洋人数超过归国人数。汕头口岸移民出洋人数1927—1928年出现高峰，这是因为“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几年内，被迫害和受影响的人出洋避难者甚多。”归国人数也于1927年同时达到高峰，应是大量移民在东南亚各地寻找工作困难，谋生不易所致。此后，出洋人数扣除归国人数所得移民净数逐年下降，自1931年开始出现出不抵入的现象。“汕头亦一移民出口埠，⋯⋯但近数年来，因世界商业不兴，银根紧缩，内乱外迫，谋生不易，移民数变因之大减矣。”报告接着分析，1929年汕头口岸移民新加坡一带人数较上年减少16%，原因是（一）锡商失败，橡胶价大降，失业工人因之大增；（二）内地颇为安靖，兼之海外情形不佳，故回里侨民增多。而移民暹罗人数减少40%，“最大阻碍为遏罗政府新移民条例，凡侨民人口，必须缴费、出证书，及体格检查，凡带传染病者，即由原船遣回。又米厂之失败，亦为减少移民之一他因。”移民西贡人数也减少了30%，原因是“米商之不发达，以及安南中国产品之加税。”华侨移民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埠间不同时期流动方向的转变，及其规模速度涨落，与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移民政策密切相关。而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则是在一定政治经济形势下东南亚各地的劳动力需求量及其移民政策。以英属海峡殖民地为例，“欧战后土产跌价，马来亚各地经济顿告萧条，华工失业者比比皆是，当地政府爱于1928年设华人人口限制条例。”条例规定海峡殖民地总督“可于理藩大臣之许可后，任意在公告中布告禁止或整理某地、某国在某时期内禁止或整理各等侨工在本属地登陆或进本属地内。”“各轮船公司之川航于华南口岸与海峡殖民地之间者，乘机抬高船价，华南各口岸之客栈业者以南来名额有限，亦居中取利，至每名新客自厦门或香港至新加坡者，须付一百数十元之船费，较前增六七倍。华工本属穷困，自不能作此负担，加以南洋各地正告经济不景，即能负担船费，南来后工作亦成问题，以故限制条例实施后，华工裹足，移植数目年告低减。”实行移民条例的1930年，赴马来亚中国成年男工为151693人，比1929年减少了43920人1931年更减为49723人。海峡殖民地政府不仅限制华工入境，还“花了数万元把数千华工遣返中国”。1933年又实行《海峡殖民地外侨法令》采取更加严历的限制措施，使当年人境移民减少了38449人。到1934年，“情况确切地转过来”，入境移民增加了142089人。表2数字显示，汕头口岸移民自1931年出现入超，至1934年才转为出超，与上述情况正相吻合。

      据海关档案统计，1920—1940年厦门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如表4所示。香港同样是闽南地区移民出入国的转口港，但其地位远远不如香港之于汕头重要。由于美国殖民当局对菲律宾华侨数量及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心怀恐惧，因此多方限制华人入境。“菲律宾取缔华工之法律较为严厉，故移民往马尼拉之数较往马来之数特小，且多属商人。”厦门口岸移民菲律宾人数除个别年份外，稳定保持在1万至1.2万左右的水平。除1921、1925、1927、1931、1940等年入超，其中1931年逆差较大外，绝大多数年份均呈出超顺差，充分显示了厦门作为菲律宾华侨最主要来源港的地位。“每年从厦门口岸出国的移民人数一般依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劳力需求而变动”，厦门口岸移民海峡殖民地人数经常超过每年出洋总数的一半，海峡殖民地是厦门口岸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1925—1926年可能是移民达到高峰的年份。这两年的出国人数，因广州当局抵制香港，广东移民改经厦门出国而膨胀。”表4中1925年出洋数字尚缺赴荷属东印度人数。前述1927—1928年汕头口岸移民出洋高峰，“与蒋介石于1927年在广东对共产党的进攻有关”。而对厦门口岸移民却影响不大。“马来亚橡胶业和锡矿业的萧条对移民起了抑制作用”，但被闽南地区失业率的增加与汇率上升等因素所抵销。不过还是看得出南洋经济萧条和危机来临对华侨移民的影响。1927年，厦门口岸移民开始出现入超逆差。虽然缺少1928—1930年的统计数字，只知道“1930年底，乘移民船只出国的人数减少了2/3”。但从移民海峡殖民地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1931年起急剧下降，从1926年的顶峰一路跌落到1933年的谷底。“1932和1933年，由于南洋经济萧条，华侨经由厦门回国的人数超过了出国移民人数。1934年，当橡胶和锡的价格上涨造成了海峡殖民地对中国劳工需求的增长时，当地政府放宽了移民的限额。情况于是有了回转。”1935年结束了1927年以来的入超，转为出超。“1936年，由于印度劳工的罢工，中国移民情况继续回转，海峡殖民地政府继续放宽对入境的中国移民的限额。”由于对战争的恐惧，“大量人口从福建南部地区流向国外”，使1937年“成了创纪录的一年”。虽然远远比不上1926年，但在经济危机后可以算是创纪录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档案《1919—1925年厦门华侨出入国统计表》，所收数据年份、月份不全。厦门侨务局有《1935—1940年华侨出入国统计表》，经比较《厦门华侨志》表1.12，除剔除前表中台湾数字外，尚有相当部分数字不符。不知孰是孰非，存疑以待将来。其中原委，还望识者教我。据历年《厦门海港检疫所报告》统计，1931—1936年厦门口岸出洋人数如表5所示。5个年度的出洋人数虽与表4有所出入，但趋势大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赴新加坡、马尼拉、爪哇各埠男子、妇女、儿童的房舱、统舱分类统计数据。参照1920—1939年由香港出洋移民数（见附表6），1927—1928年由香港出洋移民数达到顶峰，应与前述大革命失败后广东人民大量流亡海外有关；1937年又出现一个小高潮，则是因抗战爆发，逃难众多。表5、表6出洋移民男女性别比例悬殊，同样体现在表6男孩数量远远超过女孩，因为在落叶归根观念的影响下，华侨多是只身出洋，很少携带妻眷，或有牵引子弟同行，既是谋生的帮手，也为年老返乡后留下接班人。表5儿童数量经常接近或超过妇女，所占比例较表6为高，或许反映了闽南与其它地区华侨在经营种类、移民方式及其观念上的某种差异。《厦门海港检疫所报告》还就厦门口岸出洋移民数量涨落原因作了分析：“移民为厦埠数年之盛例，每年由本埠首途赴菲律宾、马来群岛、东印度等地者，达十万这谱，⋯⋯马来群岛当局施行移民条例以来，此移民人数，大为减少”1932年出口移民“较之往昔，其数锐减，盖因英属殖民地限制移民人境，而荷属东印度又增加移民进口税，有以致之。”1933年出口移民“因下列两重要原因，致较往年减少，（一）海峡殖民地改订移民律，较前更严，（二）荷属东印度增人头税。”“缘近年英属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半岛之经济状况转佳，做对吾国侨胞之称民禁律，已不若前此之严厉矣。”1935年“出口移民数较去年已大增，因往新加坡及马来联邦之人数加增，海峡殖民地曾于短期间准许特种工人入境。”移民数量的涨落，不啻为南洋经济的寒暑晴雨表，也是英国殖民当局移民政策的指示器。

复校、编辑：张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