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1 中国传统舟船的分类 ┃

中国船的发展，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综合来看，从早期简易的独木舟、竹筏，到日益繁复的木板船，演变出平底船、尖底船；如从功用上来看，有渔船、商船、战船、外交使船等等；从造船工艺来说，从单层板发展到多重板，舟船型制经历了由简入繁的演变，航行的范围也从江河驶向湖海，并适应着内河与外海运输贸易以及游览、战争的需要。

从古代木帆船体系来说，又可分为福船、广船、沙船等。如果从船底结构特征来说，我国的海船其实可区分为平底船和尖底船两大类。沙船是平底船的代表，而福船则是尖底船的代表，故有“北沙南福”之称。这其实也与船只主要航行海域状况相关联，以长江为南北分界，长江口以北多沙岸，船只吃水浅，为便于坐沙，多以平底沙船为主；长江口以南多岩岸垵澳，吃水深，以尖型或圆型船底为主，便于破浪，同时也提高航行的稳定性，故以尖底福船为多。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海外贸易繁盛，促进了泉州的造船业发展，而具有优秀技术传统的泉州造船业给予了迅速发展的泉州港航海业以最有力的保证。

有宋一代，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都有专门的造船工场，据《宋会要辑稿·刑法2》所记“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

宋人漕运总管吕颐浩在给宋高宗上的《论舟楫之利》的奏折中也做了如下论断：“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州明船又次之”，可见福建海船在当时海洋航运中的地位。南宋惠安人谢履在《泉南歌》中也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在宋代林之奇《泉州东坂葬蕃商记》：“负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元代脱脱在《宋史》卷489“勃泥传”中写到：神宗元丰五年（1082），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派遣使节来中国，“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

元代，蒙古大军东渡日本，南下占城，所用战船也多由泉州领造。《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船六百艘”，其中泉州领造200艘；至元十七年（1280），“福建省移泉州”，“敕平滦……扬州、隆兴（南昌）、泉州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木材给之。”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攻爪哇，大军会泉州，自后渚港起行。”

“福船”其实是对福建沿海所造远洋木船的统称，这种船型坚固、适航性和耐波性都十分优良，这在泉州湾宋代海船的身上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其基本特点是：船身高大如楼，底尖面阔，首尾高昂，首尖尾方，船底有粗大的龙骨，船舱是水密隔舱，单层或多层船板结构，并以桐油灰捻缝，造船材料釆用本地盛产的杉、松、樟木等耐海水木料。

及至明代，“福船”称谓正式出现，戚继光《纪效新书》就提到：“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设使贼船亦如我福船大，则吾未见其必济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胶于浅，无风不可使，是以贼舟，一入里海，沿浅而行，则福舟为无用矣。”

与之同期的俞大猷在《正气堂集》中也有关于福船修造用料及比例的记载。正是福船的优良性能，所以在明清两代，不论是水师战船还是出国使船，均以福船为首选。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驶向西洋各国，途经太平洋、印度洋，还去到波斯湾和东非沿岸等深水海域，他们所乘的便是福船。《明实录》中也记载着，永乐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船五艘。”

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的《登坛必究》，是由明代武科进士、骠骑将军王鸣鹤辑刊。该书共四十卷，辑录了自周秦到明朝中叶有关军事的许多重要资料，并加整理和解说。全书分七十二类，包括天文、奇门、地理、将权、赏罚、马政、攘夷、北虏、攻城、守城、火器、阵图、奏疏等内容，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古代军事巨著，补充了宋、元及明中叶的大量新资料，这对于研究中国军事史和《明史》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幅成画于18世纪上半叶的《唐船图》，内绘制有南京船一、宁波船二、福州造南京出船一、台湾船一、广东船一、福州造广东出船一、广南船一、厦门船一、暹罗船一、咬溜吧发船一、阿兰陀船一。其中福州造南京出船、福州造广东出船、厦门船与台湾船，船型颇为相近，可见当时福船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