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风帆贸易的海上交通路线，也是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连接和沟通不同地区和文明的纽带，推动沿线各国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又有“香料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乳香之路”等各种不同的提法，但本质上均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属性。

贸易的展开离不开交换，交换的进行又离不开等价物。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推动并产生了货币交易。从历年在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域、东南亚海域以及印度洋沿线的沉船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各类金属货币，其中又以铜钱币为大宗。海上丝绸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又可称为“铜钱之路”。

宋代以前，泉州对外贸易往来如何进行结算，史籍未见有确切的记载。2002年，泉州对承天寺后院的闽国铸钱遗址展开考古发掘，数以千记的永隆通宝陶质钱范得以出土，这是泉州作为闽国的经济中心重要见证，也说明唐五代及之前，贸易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铁、铅钱。不过，由于铁钱自身价值低，充当海外贸易交易货币可能性极低。大部分应该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物物交换。

永隆通宝钱范

到了宋代，中国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都达到当时世界顶峰，铜矿得以开发和有效利用，宋朝铸币数量猛增。宋代铜钱币制统一、铜质优异、币值稳定，在不断繁荣的海外贸易中，赢得了沿线多国的认可，在海外拥有很高的信誉度。根据史籍记载，各国乐意在贸易中使用中国铜钱进行结算。

《宋会要辑稿·刑法》载，外商“得中国钱，分为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另据《宋史·食货志》载“泉、广二舶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铜钱”“钱本中国宝货，今乃四夷功用”。

外国客商将用药材、香料、象牙、珠宝等换来的铜钱视为镇国之宝珍藏起来，出现了“铜钱热”的独特现象。同时，这些流通在东南亚、东北亚区域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铜钱，对形成使用以中国钱币为共同货币的流通区域创造了条件。

明代航海家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说：“爪哇国者，古名阇婆国也。”又言，“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 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之巨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 中国产的铜钱成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媒介。

据学者考证，铜钱的流出虽然与海外贸易有关，但大量铜钱流出后，并非全部被用作货币，更多的是熔铸为重金属材料用于制作其他器具。迟至14世纪，马六甲的印度、波斯、亚齐、暹罗、阿拉伯商人及本土商人，都大量收购中国铜钱，拿来熔化制作各种厨房用具，如锅、罐、盘、碗或装饰品。

也许，你欣赏的某个海丝沿线国家博物馆的精美铜制品，其原材料可能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飘洋过海而来的中国铜钱。

铜制兵器及用具

（摄于巴林王国国家博物馆）

今天，在爪哇、泰国、越南、斯里兰卡、印度半岛东海岸和阿拉伯地区等均有发现许多中国铜钱。波斯湾沿岸的岛国巴林王国则保存着多枚宋代铜钱，见证着中国与巴林之间悠久的贸易往来历史。

据宋末元初《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记载，“泉南（泉州城南）有巨贾回回佛莲者，蒲氏（蒲寿庚）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资，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认为“佛莲”是地名Bahrain(巴林)，阿拉伯人有取地名为姓的习惯。另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六年（1073）大食俞庐和地国有使者蒲哕洗入贡事。”按照藤田的考证，“俞庐和地国”即今巴林王国的卡提夫港（al-Katif）。可见宋代巴林已与泉州有贸易人员往来关系。

在巴林王国国家博物馆中，展出了数枚来自中国的钱币，可清楚识别的有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铸造的“熙宁重宝”，以及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铸造的“治平元宝”。

巴林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带有“天圆地方”概念的多枚中国钱币

“熙宁重宝”为折二铜钱，钱文楷书旋读。（摄于巴林国家博物馆）

“治平元宝”为对钱篆书旋读。（摄于巴林国家博物馆）

1974年，泉州后渚港区发掘的宋代沉船中出土了504枚铜钱。其中，唐钱仅有33枚，北宋钱358枚，南宋钱71枚，残碎钱42枚。唐钱中除了一枚“乾元重宝”外，均为开元钱。宋钱以“元丰通宝”（55）为最，“熙宁元宝”（43）“元祐通宝”（39）次之，另有4枚“治平元宝”和21枚“熙宁重宝”。

泉州宋代古船出土北宋钱拓片（其中23号为治平元宝，26号为熙宁重宝）

泉州宋代古船出土南宋钱拓片（翻摄于《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

当然，随着大量铜钱的外流，出现了宋代“钱荒”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钱荒不同于今日的金融危机，也非金银的缺乏，主要是面向基层的细碎铜钱小额交易。导致钱荒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铜钱向官府集中，也有沉淀于民间之中，更与向海外流失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代政府“鉴于钱荒”，曾多次颁布诏令、敕令、律法禁止金银铜钱外流。“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临安出门在禁，下江在禁，入海在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 

从历史事实来看，禁令的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有人归咎于处罚力度不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宋朝刑律有关“钱禁”的处罚是相当严酷的，如《庆元条法事类》载“铜钱入海船者……十贯流二千里”“诸以铜钱以蕃商博易者……十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五贯绞。”相较于对外贸易带来的丰厚财富，铤而走险者不乏其人，携铜钱赴外博易者仍前仆后继。

2007年出水的“南海Ⅰ号”沉船，在2014 ~2015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高达15000枚的铜钱。但“南海Ⅰ号”船舱内仍有大量铜钱尚未出土，这些货币价值巨大，已远超过朝廷律令的货币携带限额。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Ⅰ号”豪宅）

“南海Ⅰ号”出土的治平元宝（翻摄于《“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

泉州湾宋代沉船和南海Ⅰ号出土的铜钱数量在量级上的区别，也印证了后渚沉船是由海外归港的大型商船。宋代极其繁荣的海外贸易、以及宋钱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和再利用，注定了宋钱外流到宋亡时仍无法根治的命运。

时至今日，在东南亚部分国家，仍然保留了中国钱币制度带来的深刻印记。今日越南国家货币单位“盾”则是源自汉字“铜”。在成为法国殖民地以前，铜制货币为越南主要流通货币。越南独立、统一后至今，仍采用“盾” 这一名称。

10000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0元

PS：有机会可以去越南感受作为

千万富翁的洒脱哦！

 撰文：易声菌 编辑：绿袖菌